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命题以来,和谐己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民族和谐是社会整体和谐的重要内容,又是它的必要前提,没有民族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基于这样现实要求,文章截取清代乾嘉苗民起义(1795年)前后的湘西苗疆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切面进行研究,通过对魏源“民苗为二以相安”思想的分析,探析清代湘西流官群体构建湘西民族相安关系的基本民族制度伦理原则,指出以傅鼐为首的湘西流官群体在推进湘西苗疆的国家化和近代重构的历史进程中,以乾嘉苗民起义的善后治理为契机,以土地关系和民苗关系的重构为主线,以实行“屯政”为突破口,全面推出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的种种管理革新制度,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湘西苗疆各族人民“和平共居”的建设目标。同时分析了清政府的“民苗为二以相安”的进步性和内在矛盾,指出其进步性主要表现有限释放了苗族精英的个体性;有限加强了文化上的牵引。其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族格不平等与人的类同一性的矛盾;经济同一性与地域差异性的矛盾;暂时和谐与动态发展和谐的矛盾。以史为鉴,根据差异协同理论,强调民族和谐是民族差异基础上的和谐,我们要正确认识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民族存在的常态;民族差异之间的张力是民族发展的动力;民族和谐建立在对民族差异进行合理化调整基础上。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历史动态发展中架构民族和谐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把握好经济差异与族格平等之间的关系;把握好民族发展中各种差异之间的关系;把握好民族差异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关系;把握好民族间纵向差异与横向差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