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是南宋中期的理学大家，其学术镕铸性理、经制、文史为一炉，以兼采众长见称，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融合力。吕祖谦的这种知识结构与学术取向不仅决定了其对待“苏学”的态度迥异于朱熹等人，而且促使其学术思想贯注于《宋文鉴》的编纂之中，这既是文学的范畴，又属于学术的层面。　　本文从以下两个互相独立而又彼此关联、相辅相成的方面，结合南宋中期的政治文化、思想与文学生态，考察吕祖谦学术与文学的会通化成。上篇考察朱熹、吕祖谦等“道学之儒”间的“苏学”之辨。“苏学”之辨在南宋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是政治上的朋党之争与学术上的“道统”之争交织化合的产物。通过对“苏学”之辨的历史考察，见出南宋“苏学”之辨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及其深层动因。朱熹与道学成员间的“苏学”之辨涉及面极广，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系统性。朱熹与吕祖谦对“苏学”的不同定性和态度，反映了二人学术理路的差异以及对道之畛域的不同理解。然而，朱、吕等人有关“苏学”的分歧与辩难，实为道学团体内部不同学术体系间的彼此摩擦与碰撞；他们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求同存异，结成荣辱与共的“道学朋党”，以“吾党”行“吾道”，共同致力于实现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下篇以吕祖谦编纂的北宋一代诗文总集《宋文鉴》为个案，探究《宋文鉴》与吕祖谦学术思想之关联。吕祖谦将个人的学术理念和治道关怀贯注于《宋文鉴》的编纂始终，形成《宋文鉴》“因文以示义，不徒以文”、文理兼备的选文标准。吕祖谦融会理文的文道观不仅体现在他的文章创作之中，同时又作用于《宋文鉴》的编纂之中，是吕祖谦融会理文的文道观在编纂诗文总集上的具体践行，集其融会理文努力之大成。同时，吕祖谦对史格外重视，这也构成了其学术比之同时代其他的道学之儒或文章之士多了一个史的面向。通过《宋文鉴》，吕祖谦将当代纳入其建构的前后延续的历史序列之中，为其“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提供史的依据。《宋文鉴》不仅是吕祖谦学术思想的载体和反映，而且具有实践层面的属性，是吕祖谦学术思想的生命实践。凡此皆揭示出吕祖谦“合内外之道”的志业追求与学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