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古时期典型的“小族”,琅邪颜氏家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相对而言,显得无足轻重。不过,这一家族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却非常突出,即使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当时一流门第相比也毫无逊色。琅邪颜氏家族的学术、文化成就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特色?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本文对中古时期的琅邪颜氏家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综合考察。论文由导言、正文和附录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导言》部分,对该选题的提出依据、相关研究综述和本文研究旨趣进行了具体阐述。论文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对颜氏的起源、中古琅邪颜氏家族与其原始家族之间的关系和世系,及其政治、社会地位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考析。在中古时期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迫于外在形势而在政治方面的活动相对较为活跃,分别以两晋之际的颜含、晋宋之际的颜延之以及刘宋中期的颜竣、颜师伯等为代表。颜含于两晋之际先入司马越府,后依附于司马睿集团,其相关政治活动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同时政治和社会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颜延之于晋末、宋初于政治方面的积极争取,代表了在东晋以来纯粹的门阀政治终结,皇权政治重新恢复的情况之下,士族人士的强烈政治诉求;至颜竣、颜师伯从兄弟则已不得不面对南朝皇权专治日甚一日的局面,他们的荣辱存亡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帝王的个人意愿。从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政治活动和处境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在颜竣、颜师伯先后因过度参预政治而遇祸之后,活跃于南朝中后期及北朝、隋和唐初的其它房支琅邪颜氏家族子弟虽也“子孙咸著宦族”,但他们更多的注意力倾向于文化方面,最终形成了唐初所谓“少时学业,颜氏为优”的局面。此外,通过对琅邪颜氏家族人物相关政治活动的全面考察,可以看到,他们在出仕为宦方面表现出了忠义、实务、素退等一致性,形成了家族特色。第二章是关于中古琅邪颜氏家族的儒家礼法家风及表现的具体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其家族内部礼法极为严整、父子兄弟之间极重慈孝友悌,这种内在的文化凝聚力,是他们得以维护家族内部的和睦稳定,从而延续其家族地位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正是中古时代士族门第尤其是那些不以权势地位显赫的中小家族传承不替的根本原因。魏晋以来,玄学风尚盛行,琅邪颜氏家族由于儒学文化传统深厚,其家族人物于玄学风尚有染习者甚少,直到晋宋之际才有颜延之这样的个别玄学名士出现,但这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家族的整体文化风貌。直到南北朝末期,琅邪颜氏代表人物对玄学风尚仍持批判态度。因此,就总体而言,琅邪颜氏家族虽经受了玄风的影响,但依然保持着比较典型、纯粹的经学世家本质。第三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的经学和史学传统与成就的分别考述。其中在经学方面,琅邪颜氏“家籍儒风”,儒家经学传统渊源有自。在魏晋以来学术思想多元,儒学相对衰落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了儒家经学的家学传承。一方面以其家世相传之《周官》之学,积极参预国家的礼乐制度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无论是颜延之在晋宋之际的儒玄双修,积极推进以王弼《周易注》为代表的魏晋新经学,还是颜之推对当时社会礼俗进行的全方位折中取舍、以及颜师古为南北经学统一所作的贡献,他们都积极把握了那一时代的学术发展潮流,为中国传统经学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汉末魏晋以来,随着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各种学术文化门类渐次得以独立,史学也从之前依附于经学的地位发展为与经学相并列,同时也成为文人学士的必备修养。以颜之推及其子弟为代表的琅邪颜氏子弟对史学多所着力,为传统史学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卓著贡献。其尤著者当推颜师古,其不但于唐初参预了《隋书》的修撰,同时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之上,以“儒宗”训解的方式注解《汉书》,铸就了中国传统史注中的经典之作。琅邪颜氏家学之史学与经学,在根本是相通的,是在其家族深厚儒学基础上的新的开拓发展。第四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在传统小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的考述。古代小学著作附经学而立,是习读经典的必备基础。琅邪颜氏家族“家世儒学”,因此对子弟在小学方面的修习也格外重视。早在晋宋之际的颜延之就曾有多种小学著作,而颜之推在训诂文字、纠说音读、审正字体之际,处处不忘申说文字与避讳、称谓、名字等士族礼法诸多方面的关系,可知此种家学有益于子弟士大夫风操之养成,有助于家风之维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自颜之推后更是为琅邪颜氏家族子孙历代宝传、不断发扬,他们在训诂、音韵及古籍的校雠、文字规范等传统小学的诸多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至唐代这一方面已成为琅邪颜氏家族的显学。第五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与当时盛行的佛教和道教关系的考述。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真正被广泛关注,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普遍的崇信,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后,这是该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就琅邪颜氏家族而言,颜延之于晋宋之际修习玄学,长于辩难,着意于佛教义理的辩析阐发;处于南北朝末年的颜之推则不好清谈,为学以“济世益物”为宗旨,于佛教也多倾向于戒律修习之具体指导和因果报应的重征求验。前后比观,颜延之可谓偏于“体”,颜之推则倾向于“用”,二者殊途同归,各自适应所处时代的佛教文化发展潮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琅邪颜氏家族虽然“家世归心”,子弟也多有崇佛之积极表现,但在本质上,佛教对于他们来说终是“人生一旁趋”,而其家族文化仍然是汉末以来之儒学本色。此外,虽然难以在文献中找到有关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世传五斗米道”、“事天师道”等明确记载,但通过对琅邪颜氏家族一些相关信息诸如郡望、著述、婚姻、取名、养生及后世子孙信道等多个方面的考察,可以推测颜氏家族不免对道教也有所习染,而颜之推的崇佛排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一些道教仪轨与士族门第奉行之儒家礼法多有冲突。当日士族门第无论信道还是崇佛,多是以门第本位为出发点的。第六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特色与贡献的分别考述。汉末魏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得以自觉。琅邪颜氏家族子弟也曾积极致力于各种文学活动,并形成了家族文学的鲜明特色:“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晋宋之际,随着司马氏政权的覆灭,典型的门阀政治形态已不存在,出身次等士族的刘裕及其勋贵集团登上了社会政治的前台。相伴而至的是南朝寒人的兴起。与此相应,在文学方面,寒门文士及其代表的“俗”文学由于易与统治者气味相投之故,其地位也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得以风靡一世。对此,士族文士群体中的典雅派进行了持续的抗争。其间琅邪颜氏人物因家世儒学、风教整密等原因,表现得最为积极。颜延之以群望所归,成为士族典雅文学派的领袖与旗帜;其子颜测也“最荷家声”,成为士族典雅派文学的中坚;此后颜协、颜之推父子也都基于儒家文化的“典正”立场,对当时盛行的绮靡文学表示了不满。整体而言,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对有违儒家文化立场的绮靡文风的抵制是一以贯之的、坚定的,由此可见其家族代表人物所崇尚的根置于儒家文化基础之上的典雅文学在当时的独特意义。就元嘉三大家而言,颜延之与鲍照的对立,是当时士庶阶层不同文化风尚在文学方面的表现,而颜延之与谢灵运文学风貌的差异则主要由于士族门第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倾向所致。就美学上之意义而言,谢灵运诗歌近优美,鲍照近于宏壮,而颜延之诗则大略可以古雅称之,其所以古雅之原因就在于其诗歌较谢、鲍二者更加偏重于典故这种“第二形式”。对颜延之诗歌的评价,更应重视其对当时社会文学创作普及所具有的示范意义。毕竟文学创作由于有典故可搬,有章法可依,易于学习和效仿,从而更利于在社会中的普及,也是社会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中古士族多重艺术技艺方面的修养与表现。对于琅邪颜氏家族人物而言,他们在艺术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于书法领域。琅邪颜氏人物自颜延之起多有以书法擅名之士,而中国书法史上之卓然大家颜真卿的艺术成就也与其家族书法传统有着重要关系。其中,颜之推对包括书法在内的诸种艺术技艺,其态度有所保留,不主张专精。这样一种态度,实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价值观的表现,实质上仍是其家族以儒家经学为本的旧族门风的表现。后论部分主要对以家族为视角的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以士族门第为中心的中古社会的家族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进行了阐述,并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多方面关系进行了综合论述。附录部分是两篇考证之文。前者经考证认为沈约在《宋书·颜延之传》末尾对颜竣“不孝”的肆意笔伐,有出于一己私意,为此后在《自序》中杜撰乃父“因孝获罪”而张本的因素。后者对有关颜师古注解《汉书》涉嫌“抄袭”他人注解,这一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事实上,之前批评颜师古“抄袭”的学者多忽视了颜注《汉书》在经历唐代长期手抄流传,及宋代以来屡经校订、刊刻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在通行的中华本《汉书》校勘记中收集到了不少误改、误衍、误增“师古曰”的注文,并据此推测被后人指责为“抄袭”的《汉书》颜师古注文,很可能多是后人不断增补、改写的结果,颜师古似不当为此种“抄袭”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