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四大宏观经济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稳定、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其中经济增长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微小变化，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将会对国家的经济实力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以美国为例，美国1870年的人均GDP是2244美元(以1985年的美元来衡量)，年人均GDP增长率1.75％，经过120年的积累，1990人均GDP比1870年增加了7.1倍，达到18258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假如增长率降低一个百分点，那么，1990年的人均GDP只能是1870年的2.5倍，为5519美元，在世界的排名将只能列居第37。反之，假如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1990年的人均GDP是1870年的27倍，高达60841美元。经济增长如此重要，使得经济增长不仅成为国际间经济实力比较的指标而倍受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青睐，而且各时代各国的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问题来研究和探讨。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教授就曾说过：“人们一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它的问题。”萨缪尔森也把经济增长“列为第一优先的解决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增长狂热已经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绝大部分时期中政党的宣言和经济学家作品的特点。”相比之下，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还相当落后。改革开放前，人们误以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不复存在，使得劳动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彻底的解放，于是经济增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便是顺理成章的事。认识上的偏差使得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长期得不到重视，经济建设当然也就长期不能成为党工作的中心。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使我们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重新确立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因此，探求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就成了摆在我们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我就把经济增长确立为自己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囿于理论和实践的不足，所以只从微观上探讨了企业的分配方式对企业增长的影响，发表了“企业增长与分配的微分对策” 一文。研究生毕业后，八年的教学生涯，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学生的求知欲一届比一届强，学生的考研热情一届比一届高。原来是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现在是千军万马过考研独木桥。如果说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还成立的话，如果说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得市场的分配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实现的话，那么，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就是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换句话说，人类在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而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都离不开人力资本。因此，以知识、技术和信息为内容的人力资本必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中国也审时度势，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及时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并将此作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基本国策和大政方针。如果说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的话，那么从实业救国，到政治兴国，物质兴国，再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是认识上的飞跃。“科教兴国”的实质就是实现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经济增长。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还有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人力资本是否能够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是什么？如何促进我国人力资本的形成？带着这些问题我进入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四年系统的理论学习。使我对这些问题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在征得导师邱华炳教授同意的基础上，我决定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 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在西方己有不少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到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及罗默的内生技术模型，这些无疑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研究基础。这些经济增长理论都旨在探求经济增长的源泉，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进行解释。由于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作用的结果，如果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因此，为了能够对经济增长进行解释，就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特殊因素。为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这个特殊的因素归为外生的技术进步：在完全竞争框架下研究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这个特殊的因素归为人力资本的外溢或物质资本的外溢；在垄断框架下研究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这个特殊的因素归为研究与发展（R＆D）活动的结果。通过这些特殊因素的引入，这些经济增长模型都克服了物质资本边际收益的递减，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这些特殊因素能够带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是这些特殊因素一种潜在的价值，这种潜在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