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秩序是现代社会追求的两大基本目标,也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主题。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发展与秩序”主题下的行为选择,对国家治理的整体绩效有着深刻影响。乡村社会治理包括乡村社会发展与乡村社会秩序两大层面的内容,在实际的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发展和秩序息息相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乡村社会秩序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乡规民约是规制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规则体系。但这种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具有较强的脆弱性特点,外力的作用都可能导致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瓦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与政策实施,“解构”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乡村社会秩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重建乡村社会秩序,是政界与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与秩序”两大目标和主题的抉择问题,“发展与秩序”由此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主题。扶贫开发作为一种国家政策行为,直接影响着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在扶贫开发的政策语境下,扶贫资源的输入助推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导致了贫困地区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剧烈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方针经历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开发式扶贫成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方针。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重要模式之一,在开发式扶贫当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近年来,贵州省致力于探索产业扶贫体系,在产业扶贫领域提出了“三个十”工程。农业扶贫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是产业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创新之一。本文的研究单位为农业扶贫菌园及其坐落于其中的主要乡镇——M镇。农业扶贫产业园是贵州省扶贫开发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按照贵州省农业扶贫园区的做法,虽然一个农业扶贫园区覆盖范围一般涉及几个乡镇,但均是以其中一个乡镇为主体,主园区一定是在一个乡镇的地域范围内,农业扶贫园区的相关管理或治理与主体乡镇密切关联。因此,本文以M镇为研究的地理中心,但是并不仅仅局限于M镇乡镇一级,而是兼顾县级、乡镇、行政村、自然村、村民等在内的“乡域”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为M镇的地方政府行为,并提出了“农业扶贫园区公司化治理”的概念。其含义是指在当前脱贫攻坚语境下,为了更好地整合各类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扶贫资金以及人力资源等,以某一乡(镇)所在地为主园区,设立农业扶贫园区。农业园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利用自身政治资源,以脱贫攻坚的各项政策为优惠条件,吸引外来企业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以超经济强制为治理规则,参与或直接干预园区生产、发展过程,以期更好地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提升当地经济发展能力,构建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助推园区贫困户实现脱贫目标。本文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指在乡域范围之内,基层地方政府、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市场力量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围绕乡村资源配置和公共权力等进行多向的协商互动,以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构建乡村社会平稳的、常态化的社会关系,有效化解乡村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矛盾,维持乡村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稳定。根据农业扶贫园区公司化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本文将农业扶贫园区公司化治理下的乡村社会秩序分解为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内生秩序。本文在“发展与秩序”主题下展开研究,围绕“资本”输入对农业扶贫园区建设和发展以及园区公司化治理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及其结果谋篇布局。本文试图超越传统意义上学术界关于市场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发展主义”单线分析思路,引入“资本”这一关键变量,分析在当前脱贫攻坚的政策语境下,资本的输入导致M镇的发展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维目标。本文着重分析资本输入如何助推园区建设和发展,为了实现多维目标,地方政府如何进行公司化治理。根据实证调研的结果,本文将农业扶贫园区中的“资本”变量分解为“政策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将资本输入下园区发展“目标”分解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本文从“地方法团主义”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等学术研究成果出发,致力于探讨在资本输入的背景下,在多维目标的导向下,遵循“公司化治理”逻辑的M镇地方政府何以放弃“发展主义”,转而追求“发展与秩序的统一体”,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资本输入是农业扶贫园区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也为农业扶贫园区公司化治理及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奠定了基础;基于当前惩戒取向的压力型体制,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多维目标”,地方政府采取了“公司化治理”策略,即“农业扶贫园区公司化治理”;最后,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只是农业扶贫园区建设和发展进程中的“附加后果”和“意外后果”。本研究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意义。实践层面,本研究通过对农业扶贫园区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完善农业扶贫园区的治理机制,助推农业园区发展与扶贫开发事业;同时本研究将为一般性的乡村社会治理提供经验借鉴,为市场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提供经验参考。理论层面,本研究通过对农业扶贫园区治理经验的发现与总结、对相关反贫困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的研究与判断,可以发现贫困问题的一般规律,有助于反贫困理论的完善。同时,本研究通过对扶贫资源输入下基层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对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相关影响的研究,有利于丰富乡村治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