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虐待动物行为入刑这一议题开始被大家广泛探讨。判断一行为是否应该入刑,首先应该从犯罪的本质角度出发考察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以及是否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理。其次,应该考虑到入刑的现实可能性。最后,应该关注到入刑是否可以实现刑法的目的即惩治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从犯罪的实质基准角度来看,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首要特征。出于对动物客体地位以及“阈值有限性”和“同理心”原理的认识,虐待动物行为对社会秩序和公众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在刑法谦抑性方面,在没有穷尽其他手段前,盲目扩大刑法打击面,不仅会破坏国民生活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也不利于发挥刑法保护和保障人权的机能;同时,入刑会产生严重副作用,不仅使个体的正当权利受到侵犯,也会矮化人的主体性地位,与当下政策和法律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相冲突。从入刑的现实可能性来看,虐待动物行为入刑所面临着诸多的障碍。首先,虐待动物行为入刑缺乏足够的公众基础。在每年五千到六千份数量不等的两会提案中,呼吁虐待动物入刑或立法的的提案数量仅为个例。其次,实现入刑的目标不仅要耗费经济资源也会增加司法成本和行政监管成本,这在疫情反复和经济全球化受阻的当下,压力是十分巨大的。最后,入刑也会与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宪法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自由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动物属于个人财物或者公共财物,动物所有权人可以自由的支配动物,而虐待动物行为入刑将会与法律所保护的公民的财产权相冲突。虐待动物行为入刑还会与文化权利相冲突。在部分学者看来,一些传统文化习俗如斗鸡、斗狗是虐待动物的行为,会给公序良俗造成负面影响。实际上,这些传统文化习俗不仅不会影响社会公序良俗还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入刑不仅会与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文化权利相冲突,也会影响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从实现刑法的目的来看,虐待动物行为入刑可能会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负面效应,部分极端动物保护者和境内外动物保护非政府机构的活跃引发社会对抗性事件并加大社会系统性风险。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并非只有实现虐待动物行为的罪责化这一条道路。同时,虐待动物行为入刑对规范个人行为,预防犯罪发生的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虐待动物行为并不是诱发暴力犯罪的原因,而是因为遗传因素、社会环境、精神状态等综合因素。综合以上角度分析,虐待动物行为在目前来说还不宜入刑。虐待动物入刑争议的实质就在于通过何种手段来保护动物。防止虐待动物行为的发生未必就一定需要通过刑法来规制,这既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理,也不符合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事实上,通过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行政法的规制作用并加强媒体的引导责任就可以实现良好的保护动物的效果,无须再动用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