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一词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个新词汇,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颇多歧义。本文所指的“实业”,“以农、工、矿三项生产事业为主体,而旁及交通、运输等业,商业从事于原料与制品之贩运,大有助于生产事业发展,故亦当列入实业之门”。所谓实业救国思潮,笔者认为就是在近代民族危机刺激下,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业家、政治家,认为实业不振是中国落后挨打,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为了御侮救贫,他们怀抱实业救国的理念,积极探索振兴实业的道路和方法,并对振兴实业的实践活动进行反思和争论,这种种心智上的努力构成了实业救国思潮的丰富内容。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接受和思考,对中国工业化理论的初步构建。它既表现在时人以文章和论著为载体的言论中,也体现在兴办实业的具体章程和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中。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仁人志士探索富强之道的思想结晶：二是西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前人思想的反思和检讨,有利于对国情的把握和认识。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初步运用,则弥补了本土思想资源的不足,有利于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诊断中国实业发展的弊病,寻求正确的对策。实业救国思潮萌芽于甲午战争至庚子事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发展,在清末新政时期蔚然成潮,民国建立后实业救国思潮日益高涨,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20世纪20年代后实业救国思潮逐渐消退,转化为“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大争论。在不同的阶段实业救国思潮关注和讨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其不变的是实现中华民族富强的宗旨,其不断深化的是振兴实业的理论认识。由于知识结构、人生经历、政治理念的差异,实业救国论者对于如何振兴实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整个思潮而言,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可归纳为实业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和内部要素。外部条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如何制定经济法规保障实业发展?二、如何设立银行辅助实业发展?三、如何改革税制促进实业发展?实业救国论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其出发点是满足实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解决财政问题或社会分配问题,其思想有别于从财政角度或社会分配角度探讨银行建设和税制改革的言论。内部要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点：一、如何筹集实业资本?二、如何培养实业人才?三、如何提高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实业救国论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存在受传统经济观点束缚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存在对西方经济理论生吞活剥的问题,理论上不成熟,甚至流变不定。这些都是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杂存、中西混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反映。为了更好地揭示思潮的全貌,在全面梳理实业救国思潮内容的基础上,笔者选取康有为、张謇、孙中山三位典型人物的实业救国方案进行比较,以彰显实业救国思潮内部的层次性。梁启超认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实业救国思想既然能蔚然成潮,自然具有这样的特质。从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来看,实业救国思潮是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潮；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实业救国思潮是理性开放的进步思潮：从中国经济理论演变的历程来看,实业救国思潮是过渡形态的经济思潮,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工业化理论的初步构建。作为一种波及层面广泛,涉及人物众多,贴近社会现实的社会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经济伦理近代化的催化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器,是政治变革的助力器。即使在今天实业救国思潮的许多观点仍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