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用工是各国为因应全球化经济发展以及解决严重失业问题而纷纷采取的一项全新的用工政策。传统的工作时间制度围绕标准劳动关系而建立,灵活就业劳动者目前都还处于其本国就业体系的外围,未能得到工时制度的普遍关注。本文从灵活用工背景下工时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灵活用工背景下工时制度适用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灵活用工中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难以界定,二是灵活用工对传统工时制度模式产生冲击,三是灵活就业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法律调整困难。随后,从工时制度的形成机制、灵活用工背景下劳动者工作时间的法律界定、工时制度的模式、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法律规制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问题的同时从上述各个方面对我国工时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在灵活用工的工作时间实践中,对工时制度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是检视工作时间实践灵活化和多样化的基础。根据决定工时制度建立的主导力量以及工作时间机制和实施不同,工时制度基本结构模式分为国家管控模式、雇主主导模式、劳资协商模式三种,分别对应结构性、竞争性、合作性的灵活工时安排。工作时间的概念是工时制度运作的核心所在。在传统的工时制度实践中,工作时间的认定主要采取目的性、相关性与受控性标准,以受控性即劳动者的人格从属性为核心。但在灵活用工的背景下,各国越来越强调经济从属性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具体的灵活用工实践而言,劳动者为工作付出的时间一般超出完全“受雇主支配的时间”,这给劳动者工作时间的认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主要涉及过渡时间与候召时间的认定。工时制度的模式是各国工时制度的主要内容。工时制度的基本模式包括标准工时制度模式与弹性工时制度模式。为了因应灵活用工的需要,世界各国普遍都在工时制度加入若干弹性安排,容许每日及每周工作时间有所变动,各地弹性措施的适用范围和程度各有不同。弹性安排是各国工时制度中的重要一环,以切合各行各业截然不同的运作需要。在灵活用工背景下,我国应该促进工时目标与就业政策的协调,构建以分类分层为基础保留自由协商空间的工时制度模式,对标准工作时间进行重塑,同时完善现有的特殊工时制度。延长工时必然影响劳动者对自由时间支配的利益。灵活用工中工时延长的法律规制需要从三方面进行,一是对最高工作时间及休息时间进行限制,二是对延长工作时间的原因与时数限制进行规制,三是作出延长工作时间的程序要求。另外,在延长工时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劳动者在延长的工作时间内付出的劳动已经不可能收回,此时就需要对其进行权利救济,保护劳动者延长工时后的补偿权。灵活用工是一种兼具灵活性、多样性、个性化、精细化特征的用工形式,不同灵活用工形式的工作时间规则差别甚大。在对灵活就业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进行法律规制时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劳动者作出详细的规定。我国工时立法在这方面几乎还属空白,应该向其他国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