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制定财政，监管或货币政策都会引起不确定性，这就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政府的经济政策，决定着私营部门运作的环境，进而会对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蔓延至全球金融市场，中国的经济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经济增速快速回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启动“四万亿计划”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中国股票市场历来被称为“政策市”，政策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股市的涨跌，同时对政策变动的预期又会引起股市波动。与政府经济政策有关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金融市场。所以，本文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对资产定价（股票）产生影响。
　　本文使用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是由由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三位学者(Scott R.Baker、Nick Bloom、Steven J.Davis)基于新闻报道构建的指标。与替代指标和基于选举、官员变动研究相比，采用基于新闻报道构建的指标具有一些优势。首先，基于新闻报道的EPU指数可以在较长的时间段内获取连续的数据。选举很少发生，官员变动数据也只是在发生时才能够获取，因此只能获取短期内的不确定性。其次，基于新闻报道的EPU指数对不确定性程度进行了量化。使用该指标可以很方便地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
　　为了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EPU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本文考虑了Merton（1973）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的简单框架。在横截面中，如果EPU的增加代表投资机会集的恶化，那么根据ICAPM，与EPU的具有较大协方差（即正相关）的资产应作为对冲投资机会集恶化的避险工具，被视为安全的资产，与具有较小的协方差（负相关的）的资产相比，其预期收益要低。也就是说，拥有低EPU敞口的资产多头，高EPU敞口的资产空头的投资组合应获得正的预期超额收益补偿。为了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EPU是否会影响股票收益，本文首先研究了在总体股票市场上，EPU与股票市场当期及未来收益的关系。然后，再进一步研究EPU的风险敞口是否在股票收益的横截面中被定价。
　　在总体股票市场中，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当期收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股票市场未来收益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横截面研究中，主要使用了组合分析法。(1)首先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构建个股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β，按照β对个股进行分组并统计组合的下一期收益，同时检验每个组合风险调整回报的变化；(2)然后检验了EPU对收益的预测能力是否在不同的股票特征组合中存在异质性；(3)在控制了个股的规模（SIZE）、账面市值比（BM）、动量（MOM）之后检验是否仍然存在之前的收益变化规律；(4)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溢价是否被定价进行检验；(5)之后对不确定性β的持续性进行了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1)在以不确定性β分组的组合中，β最低组要比β最高组平均收益每月要高0.412%，但是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是β最低组减β最高组的收益差值并不能为经典的五因子所解释；在控制了个股的规模（SIZE）、账面市值比（BM）、动量（MOM）之后β最低组平均收益仍然要比β最高组要高；（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价对组合的超额收益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