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前期《小说月报》(1910—1920年)刊载的小说文本(包括原创小说和翻译小说)中的疾病与医药书写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的中西文化碰撞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探讨中西文化在本质上所呈现的差异性,分析疾病与医药书写背后所展现出的中西观念的变迁,进而剖析对待“西学”的“东渐”,中国传统社会的“接受”、“排斥”与“加工”,以期对中国近代性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第一章论述了中医观念下的疾病与医药书写。旧有社会陋俗,家庭问题,政局动荡以及官员腐败的社会环境使得疾病的产生指向了当时的“病态社会”。底层民众、女性、传统文人等的迷失、挣扎与觉醒也以疾病现实的形式得以展现。这其中亦潜藏着对于伦理道德的批判:“内”心存在“不正”之时,必然“外”化为疾病的形式,展现出“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文化内核。这种精神内核在传统医药的书写中有着更为详尽的体现,当然也展现出其因不足而成害的一面。第二章论述了西医观念下的疾病与医药书写。于疾病的书写中展现出西式的“物我”对立观念、传播着能够破斥“迷信”的“科学”观念,展现出与中国完全相反的一套思维模式,即以“外在”疾病衡量人性之“内在”状态,并且以更加独立的视角去关注人的精神疾病。与此同时,西方的医疗观念与制度,医护的分工,“侵入式”的治疗手段以及“非天然”的西式药物亦开始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但是也使得毫无科学基础的中国知识分子亦高估了西医的作用,对其产生了“误读”和“异化”。第三章则主要梳理了中西疾病与医药书写下的混合观念。对于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有自己的“加工”、“接受”“转化”甚至是“排斥”,当然还有延传至今的“中西结合”观念,都使得近代中西医药观念呈现出“混合”的特质。第四章以前三章为基础,对于由疾病与医药引发的中国近代性问题进行再思考。首先,疾病现实的书写直接指向了“有病态情况的社会”,即“病态社会”。面对此种“病态”,知识分子还是“以天下为己任”来疗救中国的“病态”。其次,是对疾病现实观照下的“自由”(个人觉醒)问题的思考,疾病是““情”之“不自由”的外化,而对自由的追寻,中国注重“内”的提升,西方侧重“外”部制约。最后需要说明的则是,近代中西文化是双向的交流,最终呈现的状态则是“混合”,并且这种“混合”延绵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