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改革都可能是在“试错”中进行。这一客观规律和辨证原理反映在我国当前改革进程中的立法领域，那就是“试点”立法之“错”，既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必然性。与其他常态立法有所不同，改革“试点”立法本身就有一整套“容错”机制内涵于其中，只是必须将可能发生的“错”控制在局部、控制在地方、控制在暂时。就此而言，改革“试点”立法的纠错机制是“试错”的前提和保障，彰显我国改革进程中立法领域的改革创新精神，并构成“试点”立法主体责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当前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试点”立法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立法法》第13条即专门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随着立法与改革之间的张力愈加明显，我国相关领域的改革“试点”立法机制亦不断创新。
　　现阶段，我国改革“试点”立法机制运行中凸显的非理性化倾向主要体现在：授权“试点”立法与改革目标的“脱靶”，立法主体自身立法预测能力欠缺，立法主体自我认错与纠偏不主动，在立法监督领域也存在着监督不力与“矫枉过正”两种极端化倾向。在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完善“试点”立法纠错的法治保障体系，亟须加强改革进程中“试点”立法授权环节的程序控制，完善改革“试点”立法前评估体系和风险预测机制，提升改革“试点”立法主体的自我纠偏和纠错能力，同时须确立起改革进程中“试点”立法行为合宪性审查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