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违法案件频发,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证券领域的侵权纠纷呈现“小额多数”的特点,受损投资者人数众多且分布广泛,各自的投资额不大导致损失也相对较小,因而容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这些中小投资者出于自身经济成本的考虑,并不乐意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即不会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要求其赔偿损失,导致相关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与社会危害性不相匹配。与此同时,随着《证券法》的修改,我国资本市场即将全面推行、分布实施注册制,“前端”的放松亟需配之以“后端”的收紧,如何破解证券侵权民事诉讼的集体行动困境,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使得违法行为人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违法成本,赋予证券侵权集体性诉讼以令人生畏的力量值得引起全面思考与讨论。令人欣慰的是,2019年新修改的《证券法》对上述难题做出了回应,从激活《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入手,引入投资者保护机构担任诉讼代表人主导诉讼,并进一步在该种诉讼模式下确立“默示加入,明示退出”原则,将众多受损投资者纳入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保护范围。本文正是从《证券法》这一顶层设计出发,在论证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代表人主体资格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之上,借鉴域外试行已久的集体性诉讼制度经验,明晰投资者保护机构在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中的权利范围,探讨投资者保护机构职责履行的激励与监督机制,为将投资者保护机构完美嵌入代表人诉讼制度,提升投资者保护机构参与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运行效率建言献策。《证券法》直接赋予了投资者保护机构以诉讼代表人地位,但在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法体系下,诉讼代表人通常从与争议事实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中选出,然就证券侵权的具体实践而言,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服中心”)作为经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金融类投资者保护机构,虽然已经持有了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公司的股票,但其却不一定是与具体证券侵权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适格原告,《证券法》对于传统民事诉讼法的此次突破的正当性基础有待明晰。进一步需要讨论的则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诉讼代表人的实体处分权予以严格限制,但这一限制严重削弱了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填补投资者损失及威慑违法行为人的实际功能,因此在投服中心参与下的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中有必要赋予代表人以实体处分权,以提升集体性诉讼运行效率,但同时为防止对于被代表投资者权利的过度“挤压”,也需要通过明确法院监督职能以及确立二次退出制对投服中心扩张的代表权利予以平衡。虽然在证券侵权集体性诉讼制度中引入非营利组织与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实践相匹配,但是也存在独立性不足、监督机制缺乏的现实隐忧,因此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建立起对投服中心参与证券代表人诉讼的激励与监督机制,督促投服中心更好地履行诉讼代表人职责:其一,从资金、人事等方面增强投服中心的独立性,防止不当干预;其二,强化信息披露,便于被代表的投资者以及投服中心的出资方对于投服中心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其三,从长远发展来看,可考虑开放投资者保护机构间的竞争,进一步激励其履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