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转型成功的一个关键标志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历史表明，先天具有扩张本能的国家只有在与市民社会的均衡关系结构中才能得到有效制衡，因此市民社会的建设便成为有着高度集权传统的东方发展中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以苏州市民公社作为个案，力图通过对这只麻雀的解剖来再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以便从我们前人建构市民社会的努力所遭遇的失败中汲取某些有益的教训，从而为建构探索新时代的中国市民社会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 市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从其源头而言，具有浓厚的西方背景色彩。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离开了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分离的二元政治结构，离开了封建王权与诸候权力的对峙以及城市在中世纪相对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商品经济，我们就无法真切地把握市民社会在西方社会崛起的真正原因。中国早期的市民社会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起步的，因而也就自然有着它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 传统中国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封闭的自然经济模式以及崇尚权力、强调等级和服从的政治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严苛环境。苏州早期市民社会的发育受益于清末民初对强国家与弱社会传统格局形成强烈震荡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自身特有的政治、经济地位、文化传统和区位优势则决定了苏州处于这轮冲击波的中心区域。因此当政府权威式微，分权自治渐成趋势，经济伦理观念转变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改变城乡关系结构，废除科举制度导致社会结构错动并形成新的社会领导阶层时，苏州早期市民社会终于迎来了自己成长的契机。 苏州市民公社作为苏州早期市民社会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在与政府间既妥协又抗争、在与以商会为代表的行业组织间既服从又超越的关系之中奋力实践着自己的组织理想，从内部制度安排、组织结构构造等多个方面显示了治理能力。然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肃清的专制政治传统、脆弱的商品经济以及组织自身的痼疾仍然导致了苏州市民公社过早夭折的宿命结局。基于对中西方市民社会发育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国家权力的收缩和扩张直接影响中国早期市民社会的发育状况的突出特征，在社会需求与政府需求的结合点上确立合法性地位是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首要条件，而政治文化的抚育作用则是中国市民社会内部理性化、不断趋向成熟和壮大的内在要素。 培育当代中国市民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必要之举，鉴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构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为前提，以互益型社团作为现实起点，调动包含农民在内的最广泛的主体参与，以此来期待市民社会、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共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