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市场的种种异象长期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围绕这一主题,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由于中国的证券市场起步较晚,相较成熟市场,不仅在基础制度和市场环境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代表政府意志的行政力量总是如影随形,这使得对中国IPO市场种种异象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国外的成熟理论。伴随着首日收益率的波动,国内投资者既会因“打新”中斩获颇丰,也会遭遇“破发”而叫苦不迭；月度融资规模既创下过接近9000亿的天量,也有过不到10亿的“惨象”，中国1PO市场的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与"Hot Issue"的描述相符,本文则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讨论。本文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并以此为基础对IPO周期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接下来,通过对中国证券市场中与IPO密切相关的制度安排的回顾,深入剖析了政府在IPO市场历史上的主导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地,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理论模型,揭示了政府行为影响中国IPO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内在机制。此后,本文转入对中国IPO市场的周期性的实证研究：利用1993年1月～2012年11月间共计210个月度数据验证了中国IPO市场周期的存在性,进而对理论模型中提出的三个假说分别采用相关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了验证,实证检验结果支持由理论模型提出的假说。学术界对于企业择时上市的讨论较为多见,而从政府择时视角进行分析还不多见。本文针对中国IPO市场周期性研究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三点：1.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结合行政审批的实际特点,考虑了寻租带来的损失。事实上,中国的IPO过程中的行政审批存在大量的寻租空间,进而给经济效率带来损失。本文将寻租带来的损失加入考虑因素,从模型上看,寻租会对最优价格的制定产生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狂热的市场情绪。容易理解,当寻租行为造成的损失较大时,投资者会对市场效率有所怀疑,进而减弱狂热情绪推高的发行价格,降低的价差实际上反映了寻租给最优定价造成的偏误。2.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政府择时的假说进行了检验,并结合中国IPO市场的实际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形成中国IPO市场周期的原因,政府择时的假说具备一定的解释能力。3.对期初收益率的月度数据的计量。以往文献中对期初收益率的月度数据采用算术平均的方法,这样处理会忽略不同公司发行规模之间的差异,无法反映当月期初收益率的真实水平,使得对市场情绪的度量存在偏差。本文对月度收益的度量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即计算当月新上市的每支股票的期初收益率与发行股数的乘积,用其和除以当月发行总股数,这在经济意义上更准确地度量了月度的期初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