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生活在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而他却在治学道路上逆于时趋,独树一帜,提倡经世致用,更准确地说是倡导以史经世,将史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同时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中表现出浓厚的宗宋倾向,他反对宋学末流空谈心性、不问世事的学风,对正统宋学中的阐发义理却情有独钟,他认为求道(义理)是治学的根本,考据只是一种工具,亦不可偏废。受上述思想影响,章学诚主张功利的文学功能观,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进而重视文学的内容因素,虽然他对形式因素的重要性亦有所察觉,但从总体倾向来看,偏重于文学内容因素,更准确地说是重视文学的哲理本质,这也是章学诚继承宋学讲求义理的治学传统所致。也正因此,在宋诗派和唐诗派的纷争中,章学诚偏重于宋诗派,继承了宋诗的“思理见胜”、议论入诗、重视学问的特征。　　本篇论文重点探讨了章学诚的两大文学思想。第一,哲理文学及其象征意象。章学诚洞察到先秦文化的象征主义原理,读出了《易经》立象言道的特征,意识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持哲理文学观,并总结出哲理文学作品立象尽意的艺术表现手法。更重要的是,章学诚对哲理文学中的“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它是一种源于“天地自然之象”并且经过主体心意建构的“人心营构之象”,章学诚还明言它具备象征性和荒诞性两大基本特征(笔者按:据此我们可称这种“象”为象征意象),并且认为在哲理型文学作品中,荒诞的象征意象同样可以表现至理,达到历史真实,这种观点突破了传统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艺术主张。　　第二,文学的历史本质观即文学的历史属性问题。章学诚的历史观中存在两种历史范畴和两种历史真实观。一种是具体历史学科中的狭义历史范畴,是那种在具体的历史学科被描述的历史,历史学家记述及按时间顺序编撰的历史,由此产生一种具体时空下的历史真实观;一种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广义历史范畴,它涵盖整个人类和自然界,“是一部人类的普遍的历史”,一种宏观的历史,由此产生一种广义的历史真实观。章学诚分别在这两种历史范畴中观照文学的历史属性,所以,他既承认小说的历史文献价值,认为它们可以补正史之阙,达到具体时空下的历史真实;同时又认为《庄子》、《离骚》和《西游记》之类的作品同样达到了历史真实,同样是天下之至文,这是站在不同的史学范畴意义上对文学历史属性的认识。而且,在章学诚看来,一切文学作品最终都可以在广义的历史范畴意义上得到一元概括,庄子的哲理思索,屈原的深情倾诉,《西游记》的荒诞不经都能够达到历史真实,这是一种广义的历史真实,超越了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历史真实。　　此外,笔者论述了章学诚的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和文学批评论等诸多文学思想。在文学创作方面,章学诚强调学问、心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同时对创作中情感、灵感等问题也有所认识;在文学发展方面,章学诚着重从时代与文体发展变化的关系上来描述文学的发展变化,他把文学流派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放到广阔的历史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着重论述了战国在文学发展中的枢纽作用;在文学批评方面,章学诚提出论古必恕的批评原则,即主张联系古人所处的时代、身世以及创作背景加以评论,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不可妄加评论。同时章学诚深知读者的基本文化素养、思想水平和审美理想等诸多因素会影响到对作品的解读,因此提出“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