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安南的藩属关系是中国古代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两国关系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极为复杂、曲折的局面。因此,加强对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厘清这一时期双方藩属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背景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以此为个案,深入探究藩属体系的特征和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七章。前六章以时间为主线,梳理并将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发展分为五大的阶段:第一阶段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建文四年（1402年）,是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的确立阶段,这一阶段,明朝继承了元朝与安南的藩属关系,并进一步完善了双方的朝贡制度。第二阶段自永乐元年（1403年）至洪熙元年（1425年）是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中止的阶段,这一阶段,明廷出兵安南并“郡县”其地,对安南进行直接统治,但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以明朝势力退出安南而告结束。第三阶段自宣德元年（1426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是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的恢复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明朝与安南后黎朝恢复并维持较为稳定的藩属关系,并且成为明朝东亚藩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安南也在东南亚诸国间建立了以自身为核心的“亚藩属体系”。第四阶段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的变革与衰落阶段,这一阶段,一方面明朝一直面对着一个四分五裂的安南国,另一方面明朝本身也在经历从强盛到改革与衰落的阶段,因国力的不断衰弱与北部边防压力的逐渐增大,藩属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导致明朝对安南的政策不得不转向务实,采取了“不拒黎、不弃莫”的双重承认政策。第五阶段自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是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走向终结的阶段,这一阶段,南明为了获得安南的援助而尽力维持与安南的藩属关系,甚至不惜以拉拢、讨好的手段获得安南的支持。但当安南方面看到清朝逐渐消灭南明势力、一统天下已成定局之时,其对南明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并转而与清朝合作。明清易代的历史变局一方面使得清朝接收并巩固了明代确立的藩属体系,另一方面也深刻影响了清代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第七章则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前人研究成果,论述中国明代藩属体系的基本内涵与时代特征。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明代治边理念和边疆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明朝与安南乃至周边其他国家互动的角度出发,将明朝与安南的藩属关系置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重新梳理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的发展脉络与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各个阶段的特点、背景和影响,总结明代藩属体系的基本内涵、作用和意义。经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明朝继承并遵循传统封建王朝所构建的藩属体系,构建了以明朝为中心,以封贡为纽带,以保藩固边、厚往薄来、字小事大、兴灭继绝与不治夷狄为基本内涵的礼法体系,处理与安南的政治关系,维系两国的“君臣”关系和以明朝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体现了明朝与安南的藩属关系仍是一种重礼法而不重征讨、重德治而不重武功的“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的礼治体系。其次,在整个明代的藩属体系下,明朝与安南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内外局势,导致双方在博弈和冲突中不断调整双方的藩属关系,并呈现出特有的时代特征和自身发展的特点。从双方各自的立场来说,双方对“华夷”身份认同的区别导致了双方观念与立场的冲突。从双方的互动过程来说,是以政治实力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的考量因素,因此安南对中原王朝的态度呈现出“服从-冲突-挑战-服从”的过程。从双方面临的外部局势来说,16、17世纪的早期全球化时代导致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主导的传统东亚藩属体系遭受到了剧烈冲击。其三,明朝对安南视为重要“藩属”并持以“羁縻”之策的态度,与安南对明朝的“交邻”理念,在不断的互动与冲突中,共同维系了以中国为主导、以藩属礼制为原则、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控制为手段、以现实利益为实质的藩属关系,并在传统“天下秩序”向近代全球化“列国”争霸局面转变的过程中,对东亚藩属体系形成了剧烈冲击,这种深刻的变革对此后清朝与安南关系的发展模式乃至近代以后的中越关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