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新文学批评家眼里,“南社”诗人胡怀琛无疑是一个“旧派文人”,主要原因是其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态度以及非新非旧、新旧参半的诗学观,现在看来,这一评价是有失公正的。在五四时期,尽管看起来这种“调和”诗学观有悖于破旧立新的时代诉求,甚至多少还有点为旧诗“张目”的意味,但仔细考察起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站在今天的角度,如果以一种更高姿态重评胡氏的诗学贡献,我们会发现其新文学变革方案固然存在“旧”的因素,但值得借鉴的地方也不在少数,比如他以诗歌为本位为新诗寻求出路的出发点还是值得嘉许的,而其具体改革方案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因而不能以偏概全,对其新文学成就全部加以否定。基于此,笔者从两个方面对胡氏之于新诗的贡献进行系统清理。首先考察胡怀琛对早期新诗的理论贡献。主要内容有四点:一是注重诗性的诗歌概念确定,二是提出了以中国文学为本位的“新派诗”主张,三是对诗歌文体进行了新的划分,四是提出了全面建构新文学的设想。其次对其诗歌创作进行了系统考察,胡怀琛的诗歌创作是对其诗歌理念的具体落实,主要特征有对情感本位意识的自觉追求、平实的白话语言创造、以及民族化的价值追求,等等。胡怀琛善于将新诗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学,同时对外来文学表现出足够的开放姿态,其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为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对传统文学的过分迷恋和对时代情势的估计不足,其具有浓厚“调和”色彩的理论和创作,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学成长,还是具有或多或少的阻碍作用的。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秉持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