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魁阁”时期许烺光的《祖荫下》研究以降,“喜洲”这一位于中国西南大理洱海地区的小镇,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经典田野点,吸引来自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田野重访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关喜洲人“族属”的讨论得到很多关注,而相关讨论因为预设了某种框架,使得喜洲人的形象在不同田野取舍与理论争锋中愈发模糊。本文以喜洲人的“身份”及其建构为研究主题,讨论不同社会历史脉络下,喜洲人的社会想象与身份建构的相互关系。通过呈现喜洲与“海边山脚”村落的空间关系,指出“喜洲”是喜洲人关于自我与外部他者关系的“社会边界”。而在大理与中原王朝“边缘”与“中心”的历史转换关系里,历史“文本”书写中“流变”的喜洲人身份,则展现了喜洲人联结“超越性”的宇宙观想象,如何成为面对他者力量进入与社会关系变化的“缓冲”机制。同时,本文也指出,这样一种宇宙观在作为总体趋势的“世俗化”背景中,经由国家与市场等“外部”力量形塑的多重空间关系与知识流动,共同建构了现在“喜洲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想象。因此,本研究认为,对于喜洲人身份的讨论,只有放置于喜洲与外部社会的关系,以及喜洲人与“超越性”的位置秩序及其变化中,注意到地方社群的意义诠释与社会行动,才能妥当的理解。而强调某一人群身份建构的“情境”,即是注意到社群与他者关系的转变,注意到社群在不同关系中的意义,重视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尤其是晚近现代性和“世俗化”总体背景下,身份想象与建构所具备的“流动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