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家族控制为主导形态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富活力、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是推动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源。作为政府与市场的居间存在,家族控制企业能够替代政府和市场承担筹集资本、配置资源以及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家族控制所衍生出来的独特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效率损失也一直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质疑和诟病。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可能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效果:一方面,家族企业通常兼具家族与企业双重目标,家族与企业的相互嵌入使得企业成为家族的一部分,家族财富和声誉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这样,家族控制程度越高,控股家族就越有动力和能力做出长期、有益的决策;另一方面,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在客观上也赋予控制性家族转移、掏空公司资源的能力与动机。那么,我国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究竟体现为基于利他主义的“效率观”,还是基于掏空动机的“寻租观”?两者效率的对比将如何影响家族企业的财务决策呢?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合理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本文以制度经济理论、政治参与理论、代理理论为基础,研究我国转型时期家族企业控制权的形成机制及其内在的制度动因,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探讨家族控制权结构对企业金融性负债和经理层治理等行为的影响,以期为规范家族行为和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现状下的财务决策模式提供更深入、更贴近我国转型时期公司治理特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一,基于我国转型时期独特的制度背景,从企业金字塔控股类别、终极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两个维度衡量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考察制度环境对家族控制权形成机制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及其形成机制与外部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状态依存关系,但不同的影响机制对此的调节效应不尽一致。该结论表明,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控制权作为大股东获取企业价值与控制权私利的重要工具,可能承载着控制性大股东对制度蕴含机会的利用和对制度风险的规避的策略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其二,鉴于我国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政府干预金融这一特定现象,以及控股家族可能存在的“掏空”动机,本文将企业实际贷款数量分解成正常需求和超额贷款两部分,研究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对企业债务融资和大股东债务资金侵占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并进一步探讨政治关联及其与制度环境的交互效应对以上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我国金融业普遍存在“信贷歧视”的背景下,某些家族企业仍然获得了超额银行贷款,且高管的政治背景强化了企业超额贷款的形成;但是,从债务融资的动机看,家族借助政治关联的负债行为不是为发挥债务的治理效应,而是为了控制更多的资源,以为其资金侵占提供便利;此外,研究还发现,尽管来自制度层面的约束会抑制终极控制人资金侵占的行为,但政府行政干预背景下的政治关联会弱化这种约束,两者之间呈现出此消彼涨的态势。其三,鉴于在以业绩为导向的薪酬激励机制下,大股东“掏空”破坏公司成长与业绩表现,致使经理人声誉和利益受损,因此,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的经理将更有动力抵制或阻碍家族股东的掏空行为;同时,为营造有利的掏空环境,大股东可能会对经理层进行赎买。本文进一步研究大股东与经理层两者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对经理人薪酬激励机制和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已普遍建立业绩型薪酬激励机制,但家族股东的掏空行为会削弱经理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并导致经理人薪酬业绩敏感度显著下降以及经理薪酬与盈余管理间敏感度的明显上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与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①通过研究制度环境对家族控股公司控制权结构及控股方式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理,发现中国家族企业的控制权结构及控制权实现方式的选择承载着控股家族对制度蕴含机会的利用和对制度风险的规避的策略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揭开控股家族控制权形成机制背后的黑箱,并为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股方式多样性和多层级性提供合理性解释。②结合企业债务融资与控股家族可能存在的“掏空”动机,研究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对控股家族债务资金侵占的影响,并探讨政治关联对此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家族企业构建政治关联本身作为一种“趋利避害”的策略选择,其目的在于借助政治关联获取稀缺资源,并弱化企业“违规”、“违法”行为理应受到的制裁。该结论为理解现阶段我国银行部门对私有部门施行“信贷限制”政策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同时,相关结论也能够为政治关联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提供低效性的证据。③通过研究控股家族与经理层两者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对经理人薪酬业绩敏感性及经理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发现控股家族的掏空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还会削弱经理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并降低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该研究发现弥补了相关领域研究的缺失,也为后续研究考察大股东控制下的经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