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和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使政府食品监管职能部门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的问责机制更成为焦点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是针对政府及其公务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食品监管责任而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行政问责根植于主权在民、委托代理、公共选择等理论,包括行政问责的主体、客体、事由、程序、方式、救济途径等要素。在市场食品的供给与需求存在矛盾、安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监管的组织措施不到位,食品安全事件出现的几率就会大大上升。而促使政府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关键性途径就是根据相关理论和要素,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事由、问责程序、问责结果、问责救济途径的良好的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度。从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和制度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在监管理念、内容、体制、责任以及职能分配、责任追究多方面均有明确的规定,但在食品安全监管行政责任追究办法方面也存在缺失。从“三鹿奶粉事件”分析,现有问题主要表现为异体问责力度不够、问责客体界定模糊、问责是由范围狭窄、问责程序缺乏规范、问责救济机制缺失等方面。因此,需要通过法定形式拓宽异体问责途径,合理划分党政关系确定问责客体,扩大问责事由范围外延,规范问责程序,实现问责结果与责任对应统一,明确问责官员救济渠道等方面来不断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