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语言是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以及科技与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和资本,语言政策也是降低跨国语言壁垒、推动经贸合作的有效工具,尤其,我国语言发展以及语言政策的选择更是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政策沟通以及民心相通的重要经济策略之一。所以,研究语言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跨国溢出效应、评价一国语言政策的宏观经济因果效应是语言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在系统梳理语言经济学的相关文献基础上,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对经济增长、以语言为纽带的增长溢出效应以及语言政策的因果效应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首先,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和文化标识、而且也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竞争的特殊生产资本;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本文构建了语言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语言资本的经济发展效应的深层机理、并建立面板数据引力模型对我国OFDI的语言资本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另外,本文较系统地研究了国家间语言距离的测度、以语言距离定义跨国空间权重矩阵,对经济增长的“语言”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最后,以新加坡为例运用合成控制分析方法研究了双语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深化并拓展了语言政策选择的目标靶向,为我国长期语言政策的规划以及短期语言政策的选择与实施提供了有利的依据,使语言政策助力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本文的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对他国的OFDI存量与中国所拥有的该国官方语种的语言资本呈显著正相关,语言资本作为我国长期语言政策的结晶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从经济学的视角印证了过往语言政策的远见卓识,并且中国所拥有东道国的官方语言资本对OFDI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仅用英语沟通所发挥的作用,这意味着语言政策应跟随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增长点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第二,以语言距离作为权重矩阵的空间面板模型证实全球化所带来的增长外溢效应显著存在,印证语言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助推下通过国际分工、文化、技术等渠道决定国家间经济增长关联程度的理论假设,且理论模型的推导以及实证检验结果共同证明了经济增长存在β收敛;第三,以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为例,验证语言政策与经济增长不仅是相互关联,还存在因果效应,运用合成控制的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语言政策使新加坡人均GDP提高了 23%。最后,以新加坡映射“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华语民族是“共同体”的倡导者和规划师,语言政策旨在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谐发展,从而在经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建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