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FDI与碳排放达峰路径:1995-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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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近年来逐步扩大经济对外开放,由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所引发的环境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学界对此存在诸多争议,一部分研究认为FDI对碳排放具有促增效应,另有一部分研究却认为FDI有助于缓解碳减排压力。对此,基于FDI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分析,本文认为FDI作为一种背景性变量,其对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影响会引致能源消费及其产生的碳排放随之变化。因此,本研究采用一种能够考察在背景因素的影响下,其它可观测变量之间关系的潜在类别混合回归模型,将FDI视为一个潜在变量,并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考察在FDI的影响下相关因素对中国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进而基于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对碳排放的潜在演化趋势进行动态情景分析,识别中国于2030年或更早时间内实现碳排放达峰的可行路径。首先,本研究将研究样本按照潜在类别混合回归原理划分为四类FDI潜在类别,不同类别在FDI占比及FDI增速两方面各有差异,代表了不同的FDI地区发展路径。结果显示,除个别省份外,中国大部分省份的FDI发展特征在本文所考察的1995-2017年间均发生了变化,同时其所归属的FDI潜在类别也随之改变。其次,本文在估计碳排放影响因素弹性系数的基础上发现,不同FDI潜在类别中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异程度随影响因素不同而变化。第一,我国大部分省份均稳定分布于FDI高占比或高增长类别,在这两大类别中,城市化(即城市人口比重)对碳减排施加的压力最小,并且在特定情况下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促降效应;第二,工业占比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即工业占比总体上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但对于部分高端制造业较发达的省份其并未对碳排放表现出显著影响;第三,人均GDP、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及能源结构对碳排放均具有促增效应,但在不同FDI潜在类别中的促增程度存在差异。再次,对碳排放演化路径的情景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历史基准情景下以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当前相关政策的力度对于确保中国碳排放如期达峰是不够的。这意味着我国应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制定更加严格的减排政策,并加速突破性减排技术的创新。另一方面,在技术突破情景下,对于不同的FDI发展背景而言,碳排放总体演化趋势基本一致——均能够在2025-2030年期间确保如期达峰,但当FDI增长率波动程度接近实际情形时,碳排放达峰路径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且碳排放峰值较大。最后,针对上述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四点政策启示:促进“高质量”FDI的稳定增长;促进工业产业向环境友好型转变;提升经济发展技术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制定更加严格的减排政策,注重疏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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