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上访行为(下称“非访”)是指上访者在信访过程中,不按法定程序、不到指定地点或者不以法定方式向政府反映诉求、提出建议或意见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往往会基于信访压力而答应行为人要求并给予行为人一定量的财物,由于此类案件中存在着“胁迫”和“索财”要素,司法实务和刑法理论上对该行为的处理争议较大。从韩某信访维权敲诈勒索案、赵某信访维权敲诈勒索案、史某信访维权敲诈勒索案看,此类案件的争议点主要有四个层面,即在“非访”过程中为维权而向政府索要财物是否满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非访”行为本身能否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政府能否成为敲诈勒索罪的对象以及“非访”向政府索要财物行为应定何罪。通过对这四个争议点的不同观点及样本案件的分析可见,行为人“非访”向政府索要财物都有基础权利,都是为了维权,不能被评价为“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的“非访”行为基于其基础权利的客观存在性及目的的维权性,该类行为属于以私力救济影响公力救济的行为,由于我国目前尚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完全禁止公民的私力救济是不合理的,故而对行为人的救济行为不能评价为对政府的“胁迫”。由于政府的固有属性决定了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陷入恐惧而成为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三个样本案件中行为人的“非访”向政府索要财物都不满足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不能被定为敲诈勒索罪,行为人的行为也未造成其他法益的损害,不构成其他犯罪,应认定此类行为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