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的后四十年,即明成化、弘治年间,苏州正在经历“时变”。宽松的政治气氛与繁荣的经济,不仅为城市带来日新月异的面貌,也使一批极具个性与创造力的文人在此时此地涌现,沈周（1427-1509）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共同表现出对地方历史和景观的关注,对出游、古迹与绘画的热爱,以及对自我表达的重视,诞生出一批新风景、一群收藏家与著书人、一种文人的新形象,也产生出全新的绘画视角、主题、语言和观念,这些共同赋予彼时苏州文化独特的形象,成为明代艺术与文化面貌转变的关键。当然,风雅与艺术只是历史的一面,在另一面,连年水灾造成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成为这群文人关注的焦点,沈周连同其绘画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其中。此外,在这群文人中沈周又是极特殊的一位,他放弃了文人的用世理想而以“馀事”绘画作为毕生追求,并大获成功,但这种全新身份——“文人画家”,不仅将他的朋友置于评价的困境,也将自己置于社会评价与自我认同的矛盾之中。无用的绘画是否值得文人追求?绘画的意义究竟何在?本文是对沈周及其绘画的研究,并希望透过艺术之变窥探孕育艺术的文化、观念之变;同时也希望借由沈周的绘画,去思考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沈周身处于怎样一个世界,面对怎样一个画坛;他为何能脱颖而出,他的绘画的创造之处究竟何在;他如何看待绘画,如何理解绘画的意义。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将通过一系列沈周的绘画,讨论风景观看、个体经验与绘画表现之间相互转化的问题,解释沈周绘画中“真实感”与其绘画语言的关联,并寻找在新风景、新主题和新视角进入绘画的背后发生的文化与观念改变。第二部分则试图打开“文人-画家”这一概念中的矛盾,发掘其中隐藏的文人对绘画作为一种无用“馀事”的焦虑,思考沈周如何调和文人、画家、隐士三重身份。并借助两场发生在成、弘年间的灾难,探索绘画介入现实的可能性。最后我们将看见,正是通过对绘画有用与无用的理解,沈周完成了在自我与艺术间的双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