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时期“非鲁”思潮为主要研究对象。所谓“非鲁”,是指对鲁迅的著述、人格和思想进行否定性的评价。这对于秉有“鲁迅情结”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件从情感和理性两方面都很难接受的事情,由此导致鲁迅接受史上的这一触目的现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正是有鉴于此,本文将“非鲁”纳入研究视野,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整体性考察,来揭示其得以兴起的政治、文化根源,评估“非鲁”思潮对于鲁迅研究的意义。引言部分首先对“非鲁”这一概念作出了界定,并指出它与“毛泽东思想学派”对鲁迅“局限性”的批判之间有着本质性区别。接着通过对鲁迅接受史的简短回顾来还原鲁迅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真实地位,用以点明鲁迅自然形成的崇高地位是他被政治势力所借重的前提条件,而这也为“非鲁”埋下了伏笔。第一章是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体制化进程及其表现形式的考述。“鲁学”像儒学一样,在1949年以后获得了“王官之学”的地位,这首先源于鲁迅本身的思想倾向有被政治收编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政治性解读,鲁迅和鲁迅研究被整合进了“官学”体系。作为“官学”的鲁迅研究有两大研究机构：其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下设的“鲁编室”,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鲁迅全集》的编注来对鲁迅以及与鲁迅相关的方方面面作出政治性的诠释；其二是鲁迅博物馆下设的“鲁研室”,它的主要任务除了进行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之外,还要对形形色色的“非鲁”言论给予驳斥,以捍卫鲁迅的“形象”。第二章通过对几个不同时期的“非鲁”事件的回顾来揭示鲁迅研究的官学地位在新时期的衰微趋势。在1980年前后围绕鲁迅所进行的“两个口号”论争中,双方都不断地诉诸国家权力,而权力也随时介入其中,充当裁决者。这表明此一时期鲁迅研究主要不是被当作学术问题而是被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的,不过这次论争也为“非鲁”打开了一个缺口。在1985—1986年的《杂文报》与《青海湖》事件中,当事人遭到了权力的惩戒,这表明这一时期鲁迅依然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鲁迅研究依然高据显学地位,“非鲁”是一件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不过,在这两起事件中,以“非鲁”为策略的商业化模式初现端倪。2000年的《收获》事件具有鲜明的文化炒作的色彩,虽然当事人也承受了一定的政治压力,但是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遭到惩戒。这表明国家权力已无意介入鲁迅研究领域的论争,随之带来的是鲁迅研究的官学地位的衰微。不过,这对于鲁迅研究本身并非坏事,因为其官学地位衰微的过程其实正是它不断获得解放的过程。第三章从“作品论”的角度对“非鲁”思潮进行考察。通过将新时期对鲁迅作品的质疑与1976年之前以及海外的相关“非鲁”言论相对照,指出前者在整体上并没有越出前人的窠臼。也同时指出,新时期“非鲁者”对鲁迅在长篇小说方面的缺失的批判,对鲁迅的“硬译”理论和实践的质疑,等等,仍然值得鲁研界认真对待。第四章从“人格论”的角度对“非鲁”思潮进行考察。除了将新时期对鲁迅人格的质疑与1976年之前以及海外的相关“非鲁”言论相对照之外,还将新时期鲁研界本身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新时期“非鲁者”对鲁迅人格的质疑也表现出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过其路径是试图将鲁迅降格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他们对鲁迅婚姻关系的拷问和对鲁迅“病态化”人格的揭露同样值得鲁研界认真对待。第五章是对文化民族主义者的“非鲁”论的评估。这一派“非鲁者”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全盘性反传统”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思维模式,与极左思潮有同一渊源。还有一批“非鲁者”从“东方主义”的角度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作出检讨。他们认为鲁迅这一思想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而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是有偏见的,所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也应该被扬弃。不论是对鲁迅“反传统”思想的批判,还是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检讨,本质上都是“文化民族主义”心理在起作用。这一派对鲁迅等人的批判表现出鲜明的去西方化的倾向,然而他们的批判武器又来自于西方理论,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者无法化解的根本矛盾。第六章是对自由主义者的“非鲁”论的评估。自由主义者通过将鲁迅与胡适进行比较,指出了鲁迅在自由主义理念方面的缺失。本文则试图证明,鲁迅固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与自由主义理念有相通之处。自由主义者对鲁迅的质疑,是新时期“非鲁”思潮中最有学理性,也最有现实价值的部分,但将鲁迅树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有欠考虑的。鲁迅的“国民性改造”路径与胡适的“制度建设”路径是能够并行不悖的,“制度建设”不能以排斥“国民性改造”为前提,自由主义理念的推行也不能以否定鲁迅为前提。第七章是对“卫鲁者”和“非鲁者”知识结构的分析。“毛泽东思想学派”在新时期因为逐渐失去国家意识形态的实际支持,也就基本丧失了它在知识上的合法性和说服力,但仍有一批学者顽强地坚守着这一学派的研究立场,于是不可避免地要与新生代学术势力(如王富仁、汪晖等)发生碰撞。其实双方共同分享着“鲁迅+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只是在前者的知识结构中,“毛泽东”是主线,“鲁迅”是辅线；而在后者的知识结构中,“鲁迅”是主线,“毛泽东”是辅线。这种差别决定了他们在新时期学术地位的不同以及对“非鲁”言论的态度的不同。新时期有一部分鲁迅的崇拜者转变为他的批判者,除了出于文化炒作的目的和对鲁迅研究体制的反感之外,知识结构的转变是一个根本原因。结语部分是对新时期“非鲁”思潮的意义的总结。虽然新时期“非鲁”言论的总体水平有待于提高,但“非鲁者”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是值得鲁研界充分重视。鲁研界必须学会从自己的对立面汲取资源,因为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必然是由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共同营造的。实际上,近十年来鲁研界一些研究者确实对“非鲁”的声音作出了较为理性的回应,这种回应正好体现了“非鲁”思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