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建设同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1997年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后,我国的法治建设处在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越发重要。然而传统研究认为我国是在法律体系质量处于低水平情况下取得的高速增长,对法治在我国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没有足够重视。为讨论法治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梳理文献中对我国法治影响问题的研究,并综述我国法治发展的特征事实,发现我国法治建设发展迅速,区域之间差异明显,且文献中关于我国法治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法治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还偏少。基于此本文从地方政府土地供应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法治发展的可能原因,并用微观数据验证了影响法治发展的主要机制以及土地改革的长期影响,还用普查数据讨论了法治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发现:一是土地市场化改革引致的地方政府土地供应行为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原因之一。机理分析发现,当地方政府土地供应越多,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对土地依赖越大,法治对地方政府作用就越大,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激励去进行法治建设以提高法律能力。地方政府的土地供应行为也提升了居民对法院的信任度。利用收集的城市层面法治发展数据,运用连续倍差模型估计发现,土地市场化改革引致的地方政府土地供应行为显著提高了法治水平。用城市竞争力数据发现法治水平提高体现为履约状况更加完善、政策法规普及和透明度加强、法规条例越来越健全。考虑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估计等稳健性检验都得出一致结论。最后还发现土地供应影响法治的主要机制是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司法投入,另一方面用公民意识调查数据发现土地市场化改革使民众对法院信任水平提高。二是土地革命区域居民对政府更信任且更加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土地市场化改革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而关于土地再分配的改革对居民再分配偏好形成有长期影响,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最终会影响社会经济产出。用公民意识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土地革命对居民的再分配政策偏好有长期影响,在考虑多维固定效应、居民党员身份、家庭背景、利他倾向、宗教信仰等因素后影响仍然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革命主要增强了农村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流动人口没有对结论造成影响。为避免遗漏变量偏误,选取地形等影响土地革命选址的因素,并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估计再次验证了土地革命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长期影响。最后还发现土地革命是通过影响居民对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公检法机构的信任、增加居民前期再分配收益、减少前期再分配损失以及通过父辈受教育程度来影响其再分配偏好的。较高的党和政府、公检法机构信任度意味着居民会对我国的法治体系更加信任,这有利于我国的法治演进。三是法治环境对企业家精神有正影响。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考虑社会资本和金融约束因素后法治环境改善有助于提升家庭创业的概率,当家庭户主为男性、家庭只有男孩时法治环境提升家庭创业的概率更大,且法治环境改善使得城市家庭更有可能创业。用工具变量对基本结果进行估计得到一致结论。城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法治环境对城市创新指数有显著正效应。从影响机制来看,法治环境改善使个人更具冒险精神,表现为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概率上升。法治环境改善也提高了人们职业转换的概率,从雇员身份转向雇主创业的概率上升。法治环境提升还促使家庭雇佣更多家庭外人员,使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并提高了家庭成功向银行贷款的概率。本文的研究表明了我国法治发展的原因,以及法治发展带来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经济进入新常态,地方经济发展方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去依赖土地的发展模式逐渐调整,本文的分析意味着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激励会降低,因此需要对司法系统的经费保障体制进行改革,只有彻底改变司法系统经费依赖地方政府的状况,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持续发展。法治水平提高后,家庭融资会更加便利,创新创业的可能性也显著上升,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