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端于2003年非典疫情中的行政问责制，曾在神州大地上挂起一股强劲的“问责风暴”，行政问责一时之间也曾被视为处理各类责任事故，缓解舆论压力、平息众怒的“万精油”。不得不承认这种“唯为政府官员是问”的问责制深深地冲击了我国传统上残留的“官本位”、“为官能上不能下”的封建思想残余，赢得了百姓的一片赞誉，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注入了一缕清风。但是，由于一方面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缺乏全国统一的制度性规定，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遭遇诸多现实困境，步履艰难，其中问责程序的缺失、程序混乱、缺乏规范化的问题尤为突出，已成为制约我国行政问责迈向规范化、法制化发展轨道的重要瓶颈。因而构建一个科学合理、正当有效的问责程序对于规范当前我国行政问责运行机制，实现其吏治功效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行政问责制作为民主宪政国家制约公权力的重要制度之一，其发展的规范化程度已成为衡量一国政治开明的重要标尺。程序作为肆意的人治与法治的分水岭，是任何一项健全完备的制度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确保问责制迈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的保证。要构建科学完备的问责程序，关键要从观念上破除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弊病，树立行政问责当以程序优先的理念，遵循民主法治、规范协调、公正高效、全面完整的目标模式，沿着问责制实际运行的动态演变轨迹，深入分析问责实施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和每个步骤，从问责启动开始，经过问责实施阶段，到最后的问责救济和官员复出程序，将参与问责的各要素串联起来，科学分析、合理安排每个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以动态的思维勾勒出一个脉络清晰、逻辑严谨、环环相扣的程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