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经济全球化已经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席卷世界,各个国家、地区被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历史浪潮之中,国际资本流动空前繁荣,跨国资本流动越发频繁、流动规模愈发庞大,国际收支平衡也由经常项目收支主导转为跨境资本流动主导。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国际社会对资本流动的态度也经历了“从管制到放松再到管制”的历史轮回。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管制,到牙买加体系下的反对,再到如今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支持。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使各个经济体都开始意识到资本流动正为全球经济稳定带来的严峻挑战。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只以投机为目的国际热钱,会对一国经济的伤害带来持久性的伤害。尤其是对于经济制度尚未完善、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明显。当前,主流学术界普遍认为资本管制是管理短期流入激增的最好方式,是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补充手段。探究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对于宏观经济体的作用和影响渠道,将是本文研究的重要目标。本文首先梳理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汇率波动和产出增长关系的国内外研究。其次,本文分析了汇率制度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机制。再次,本文分析了三者的现状,介绍了主流的衡量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三种方法,以及本文衡量汇率波动和产出的增长的方法。然后,本文通过面板回归的方法,利用1995年至2017年全球100个国家的全球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为:第一,汇率波动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为负向,从实证角度给“浮动恐惧”提供了支撑;第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为正向,为当前新兴市场国家采取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措施提供了实证证据;第三,汇率波动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交乘项对产出增长不利;第四,跨境资本流入管制的效果比流出管制的效果更好。最后,根据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得出本文的结论并给出政策建议:从国际层面出发:第一,各国应根据本国的特点,审慎选择汇率制度;第二,一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国情特点,选择合理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第三,可以适当使用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为本国汇率制度改革争取时间;第四,更应注重针对流入资本的管制。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第一,克服“浮动恐惧”,逐步改革实现汇率浮动;第二,审慎选择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的放开;第三,注重汇率制度改革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搭配;第四,注重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逆周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