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物质幸福感的同时,不可回避的是过去粗放式地经济发展模式,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后遗症,环境问题凸显、食品药品安全没有绝对保障、国有财产利益不断流失等等,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以下简称“两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一方面是分散性社会公益影响范围广,被侵权人人数众多,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利益代表者,既有能力又有动力提起诉讼,一方面是行政不依法履职主体是具有行政权的公权力机关,种种现实情况造成了行政公益诉讼中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实体法上利害关系的诉讼双方主体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导致该种本应具有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诉讼形式难以规模化、高效化、常态化地开展。所以从诉讼实效的角度考虑,引入一个可以对抗行政权、具备专业法律知识、较强经费保障、地位相对独立的国家机关,通过公益诉讼形式维护公益职责,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公益诉讼实际的合理选择。综合考虑我国立法、执法和司法现状,经过详细具体地论证分析,最终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运而生。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是指由检察机关针对特定范围内的损害“两益”行为,以行政机关为对象,提起的以修复“两益”为目的特殊诉讼制度,该制度经过两年试点逐步完善,根据检察机关本身权力内容和运行方式,再结合公益诉讼固有特征,逐渐完善的诉讼制度。2017年6月,修改后的行诉法,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基本法的形式固化,检察机关作为一类特殊的诉讼主体,正式拥有了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和责任。为进一步指导司法实践,2018年,两高出台了关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对试点期间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肯定和调整。至此,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完成了基本法律制度的构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履行宪法所赋职能的职权行为。但事实上行诉法及司法解释对于这种诉讼形式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完善规定,带来了违反行政诉讼一般举证原则、调查核实权瑕疵凸显、诉讼双方举证能力失衡、背离依法行政原则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诉讼实践中暴露出的举证责任分配具体问题,增加该类新型法律制度运行难度,影响司法效果,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妥善解决。为此,笔者通过对国内外检察机关在行政公诉中承担的举证责任的横向比较,结合行诉举证责任一般分配原理,全面准确分析了检察行政公诉程序与行政诉讼程序之间的隶属关系,清晰检察机关在行政公诉中的职能定位,把握行政公诉的诉讼目的,以在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和第三人之间就全案举证责任进行具体分配,系列问题的解决帮助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职能,保证整个诉讼程序在法律的运行轨道下,完整流畅地运行下去,以彰显公益诉讼司法公信力,实现行政公益诉讼诉讼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