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尤其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其经济发展平均速度快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经济平均增长水平,成就喜人;然而经济发展始终没有摆脱粗放型模式,地区资源有效利用能力较差,东中部发达地区高耗能、高污染工业企业向少数民族地区的转移,导致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环境与工业增长三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对于环境约束条件下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绩效的实证文献较少。为此,本文选取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10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构建非参数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然后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和网络DEA两种模型,考察环境约束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工业部门的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探讨环境工业协调性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构建环境生产前沿函数模型,分解、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增长源泉。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选择一个合理测度工业增长绩效的分析框架,使我们认清环境与工业增长的关系,理清环境治理成本,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言献策。同时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创建。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论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概况。1998—2012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经济总量份额逐年上升,但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在扩大；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和可供消费的一次能源总量等要素投入的增长比较快；少数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资源有效利用能力较差；污染物排放在总量上低于东中部民族地区,但增量和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东中部民族地区平均水平,呈现出污染高排放、污染排放量高增长趋势。反映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性。(2)引入网络DEA方法测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比较了传统DEA和网络DEA两种方法下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发现由于网络DEA方法既着眼于生产环节追求产出目标,又兼顾生产者实现在环境治理环节中追求污染最小化目标,具有提高生产率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双赢发展优势。因此,得出结论：用网络DEA模型更加合理。这是本文的一大发现。采用两种方法测算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均显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效率改善则不明显。随后通过考察在网络DEA下测算的TFP值和未考虑环境因素下测算TFP值的比值,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特征,反映出少数民族地区在综合考虑工业发展、环境治理投入和SO2污染排放后,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得到遏制,整体环境技术发展有了改善,整体技术进步明显。(3)对影响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因素的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管制下,少数民族地区人均工业产出的增加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无明显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大中型企业技术引进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向作用；良好的规模工业企业比重对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工业重型化导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相反,资本劳动比和大中型企业购买国内技术比例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4)通过ETE和NETE值的二维分析结果表明,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分析显示：用ETE考察的少数民族地区各省份间环境工业协调性有所下降,但NETE考察结果为地区环境工业协调性有所好转,而且提高环境治理效率会促进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两种结果下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有助于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用NETE估计的结果显示；工业增加值份额的增长会提升环境技术效率；居民生产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环境工业协调性的改善;工业重型化的提升破坏环境工业协调性。(5)构建方向性环境生产前沿函数模型,分解前沿产出,并分析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环境管制和产业环境结构等四大分解因素变化对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增长模型转变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成为工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考察发现,云南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地区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贵州和甘肃则表现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退步特征。要素投入变化对地区工业增长的贡献最大；重庆和四川的要素投入变化对地区工业产出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大,而新疆表现出负向效应。环境管制效应不明显,但总体上环境约束对工业增长的抑制呈下降趋势。产业环境结构恶化导致地区工业产出下降1.07个百分点,说明考察期间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环境结构恶化,从而导致环境前沿产出下降。综合四大因素对地区工业前沿产出的影响发现,总体上少数民族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环境结构逐步改善,环境管制对工业增长的抑制呈下降趋势,地区工业增长模式由污染排放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最后以青海省作为个案分析青海工业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