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设立和不断完善，企业并购活动浪潮愈演愈烈。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案例已上升至2，668宗，交易规模达到2.2万亿元，同比增长52％，并购已成为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价值的重要手段。国家近年来出台多项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优质资产、提升公司整体质量、增强经济活力，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自主性，进一步促进了公司并购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对并购的目的、类型和绩效等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发现实施收购的公司积极的并购行为并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甚至会损害股东价值。既然并购行为并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并购活动为何却与日俱增呢。　　并购是一个复杂的活动，涉及资金大、经济后果深远以及复杂的公司资源和文化融合等而具有巨大风险，在我国市场体制还不完善、管理者受托责任意识不强的状况下，并购成为管理层进行自利行为的手段，损害公司甚至国家的价值。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企业防范风险的重要机制，对有效发现并纠正并购过程中的风险，提高并购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从人与制度的双重角度出发，梳理高管权力、内部控制与并购绩效间的逻辑关系，综合研究高管权力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内部控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在高管权力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时的作用。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概括总结全文的研究内容，构建研究框架，同时指出本文的预期贡献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系统的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内部控制与并购绩效以及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梳理相关的文献。　　第三章为概念界定、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参考学者的研究成果，明确本文相关概念，理论回顾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和风险偏好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假设1:高管集权会对企业并购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假设2:国有企业高管集权对企业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假设3:内部控制有效性会对企业并购绩效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假设4: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改善高管集权对并购绩效的损害。假设5: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于改善高管集权对公司并购绩效的损害具有更加明显的效果。　　第四章为研究设计与分析。本文搜集了并购首次公告日在2009-2013年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所有并购事件作为初始研究样本，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了筛选，最终得到短期并购绩效样本1411个，长期并购绩效样本1674个。本文选择两职兼任、董事会规模、内部董事比例、其他单位兼职、高管持股以及股权分散六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来测度高管权力，用DIB内部控制指数的对数衡量内部控制的质量，用事件研究法计算累计超额收益率衡量短期并购绩效、用并购前后两年总资产收益率均值的差额来衡量长期并购绩效。其中内部控制指数数据来自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及差异性检验，并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与并购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结合回归的结果进行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一是高管权力越高，高管出于个人利益和过度自信等方面的原因，选择一些并不能为股东带来财富的并购，导致并购绩效越差。国有上市公司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对并购绩效具有更加显著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大都存在的“所有者”缺位，高管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另一方面，国企高管具有更大的社会责任，使得高管并不总是把利益放在首位，选择非有效并购的可能性高于非国有企业，使得并购绩效下降。二是内部控制作为公司防范管理风险的重要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发现并购过程中的风险，对公司并购绩效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三是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制约机制，使高管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和调节，自利行为受到限制，有效改善高管集权导致的并购绩效的损害。国有企业高管大都由国家指派，更注重政绩而非盈利，内部控制机制形同虚设，对改善高管集权带来的绩效损害收效甚微;在非国有企业中，鉴于高管声誉及职业生涯与公司业绩息息相关，内部控制能有效评估与监督其行为决策，有效改善高管集权对绩效的损害。　　第五章为研究的总结、政策建议与展望。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结合我国现实国情，为保证并购行为的有效性与盈利性，优化资源配置，提出如下四条政策建议:1.改善股权分布结构，健全公司治理机制;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不能在企业内部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机制，使得高管滥用自身权力，损害公司价值。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改善公司股权结构。2.完善激励考核办法，抑制高管自利行为;在设计公司薪酬体系时需要通过绩效工资、股票期权等一系列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来协调高管的短期利益与股东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3.增强董事会督导作用，完善内部控制建设;若要保障内部控制有效运行，切实发挥监督职能，必须增强董事会在公司中的督导作用，发挥好连接股东与管理者纽带的作用。4.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发挥外部监督作用;充分的信息披露使高管行为受到外部的约束与监督，减少无效并购行为的发生。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现有文献主要是直接关注高管权力或者内部控制单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而对两者间的共同作用研究甚少。本文将高管权力、内部控制与并购绩效结合起来，研究三者间的影响作用机理，通过新的视角研究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完善了并购绩效相关理论。　　二是进一步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权力在并购绩效中的作用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下内部控制在高管权力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时的作用，将高管权力、内部控制、并购绩效与产权性质有机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国企改革、调整优化产业布局结构、提升资本市场效率和活力提供了参考。　　三是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并购绩效选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事件研究法计算累计超额收益率衡量短期并购绩效，财务研究法计算总资产收益率的差额衡量长期并购绩效，力求更加全面的研究并购绩效，使得结论更加全面可靠。　　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为以下两点:第一，对于长期并购绩效，碍于时间的限制，本文只获取了并购后两年的总资产收益率，但并购整合需要在较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效果，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产生影响;第二，对并购公司的社会形象、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等难以量化的特征因素没有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