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真正膨胀是在2008年以后,为应对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政府提出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被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多样化举债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在制度设计上,旧《预算法》封禁了地方政府的自主举债权力,政府控制下的融资平台作为一种应对手段便蓬勃发展起来。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和政府购买等方式积累了大量“表外债务”。可见,客观上的资金需求,制度上的设计滞后,监管上的长期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已成为威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潜在威胁。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问题,不断发布政策文件,力求从制度上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存量,防治债务风险对经济社会的破坏力。2015年新《预算法》颁布实施,地方政府显性举债权力被释放,然而由于政策落实进程与配套措施无法即时跟进,2015年以后出现了利用诸如产业基金、投资基金以及PPP等方式的新型举债方式,“道德风险”与“举债恐慌”并存,债务风险敞口仍然巨大。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思路中,区别显性和隐性两种地方政府债务,扩大地方政府显性举债权力,取缔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行为是债务治理的必由之路,有鉴于此,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考察应该区分显性与隐性的不同属性,充分挖掘其对公共财政、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以此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与结论如下:首先,运用财政风险矩阵,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计算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8年的显性债务、隐性债务与综合债务规模,并分析了三类政府债务的时空分布特征,挖掘了不同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债务差异,差异的演进与来源。其次,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公共财政的影响作用,区分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两部分内容,一是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财政透明度之间的影响作用是相互的,且不同属性的政府债务与财政透明度的互动方向并不一致,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促进了显性债务而抑制了隐性债务规模扩大,反之来看,地方政府债务在膨胀过程中对财政透明度发挥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二是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大后将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门槛效应”。地方政府债务扩大将使财政支出结构出现偏差,重生产性而忽视民生性支出。显性债务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而隐性债务膨胀后却对财政支出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再次,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区分区域性金融风险与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两部分内容,一是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膨胀不仅会导致本辖区内的区域性金融风险上升,亦会导致辖区间区域性金融风险向本辖区集中,产生区域性金融风险聚集,地方财力的下降是影响风险聚集的重要原因。二是发现隐性债务规模扩大是造成区域金融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将显著抑制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究其原因,地方政府与当地金融机构特殊的勾连关系导致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过度包容,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则会弱化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破坏力。最后,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区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双循环发展两部分内容,一是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非线性作用。长期来看,隐性债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更强。二是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在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双循环耦合协调质量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究其原因,区域性金融风险是重要的传导因素。然而当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初期,其对经济双循环发展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尤其是隐性债务规模的无序膨胀,才是抑制经济双循环发展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