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平是冷战后联合国为解决国家内部冲突而提出的一种安全治理模式,旨在通过构建和平的基础与结构,确保和平在冲突结束后难以逆转。建设和平的内涵丰富,其积极吸收了和平学理论中的“积极和平”思想、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民主和平论”和国际新安全观中的“人类安全”理念的养分。这些理论学说赋予了建设和平内在的价值追求、政治愿景以及人道使命。在具体实践中,非洲地区因国家内部冲突频繁,成为联合国开展建设和平活动的主要区域。建设和平活动最初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框架下实施的,以冲突后国家的政治重建为核心目标。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其目标日益多元化,超出了维和行动的狭隘范畴。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参与到建设和平的活动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受政治大国战略驱使,日本较早关注和参与非洲国家内部冲突治理。在治理思路上,日本总体上遵循着西方的“自由民主”建设和平范式,但同时又根据自身对外援助的经验,重视发展的作用,把大量经济社会支持内容纳入到建设和平援助的具体活动中,试图构建出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建设和平模式,以形成在非洲安全治理领域的话语权。随着现实变化,日本的建设和平援助突破了建设和平概念的边界,不再局限于支持非洲国家预防冲突以及参与冲突后国家巩固和平,而广泛涉及反恐、反海盗、跨国犯罪等新安全课题。由此,日本对非洲建设和平援助从传统安全领域延伸至非传统安全领域,从国家内部冲突治理扩展至地区安全治理,这极大充实了日非安全合作的内涵。就本质而言,日本对非洲建设和平援助是国家利益使然,而非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维护和实现本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是其行为的根本动力。日本希望通过建设和平援助,在经济上既能保障本国能源供应稳定,又能推动日本企业抢占非洲新兴市场;在政治上争夺非洲安全治理话语权,并借助非洲国家力量实现“入常”夙愿;在战略上加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同时支持美国非洲反恐战略。由于大湖地区、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与日本的利益联系紧密,因而成为日本对非洲建设和平援助的主要区域,具体表现为更强的支持力度、广度和深度。日本的建设和平援助主要依附于发展援助系统,但众多非发展援助部门的行为体也被纳入建设和平援助的整体框架。此外,日本十分重视与国际援助伙伴的互动合作以及理念的构建和传播。因此,从属性、多主体性、多边性和理念性是日本建设和平援助的基本特征。在一个被扩展的发展援助框架下,日本得以突出建设和平援助的非军事色彩,彰显自身的援助特色,同时又可以通过与其他相关行为体合作以弥补发展援助机制在功能上的不足,具体而言,与防务部门和安全部门合作以增强安全方面的能力;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以使援助活动能够深入到不稳定地区和草根阶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以获取道义权威。日本对非洲建设和平援助涉足人道援助、冲突后国家重建、地区安全合作以及国际维和四个领域,在这四个领域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贡献程度不尽相同,并部分地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但也存在难以现实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