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末至2013年伊始,我国东部地区出现了范围广、持续时间常、危害面大的雾霾天气,根据国家环保部门提供的数据：2014年,北京出现的雾霾污染天数达到175天,天津197天,沈阳152天,成都125天,更为严重的是石家庄264天(一年中72.3%的时间都笼罩在大气污染之中)。广大公众会意识到这样一种怪象：政府近年来不断的出台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和条例,但是我们期望的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大气环境仍在不断的恶化,对于中国这个快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管理没能很好的减少环境的污染,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政府被认为是造成环境失调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大气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雾霾治理为例”为题,笔者综合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实证研究与计量经济方法、博弈论分析方法、环境经济理论对大气环境污染治理中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间的博弈展开分析;值得说明的是本文重在强调生态大气保护中政府的失效性分析。依托计量经济理论与借助stata12.0工具软件,运用1995-2013年,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说明了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U+倒U型曲线关系,但主要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说明相关环保政策引起的波动不同于传统的EKC曲线。所以,对于经济过快发展中存在的结构的不协调,资源的分配没有效率,国家应大力倡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倡导低碳与循环经济,鼓励绿色技术创新等。本文在第三部分绘制了一张大气污染的逻辑分析图：宏观审视大气污染的传导机制。首先,说明了政府是提供大气环保一种必要不充分的手段,既存在它的有效性也存在其失效性：一种相对的完美形式。其次,详尽的论述了政府失效性的深层次原因,1995年实行新财税改革以来,政府开始热衷于GDP的快速增长,这也成为了政府人为消极环境规制的政治制度根源。各级政府代理人开始热衷于经济增长型激励的“刺激”,因此发生激励与代理异变行为。这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政策博弈：政府制定的环保政策由于存在政策的不一致性,所以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怀疑；中央、地方政府间博弈：各级地方政府只认为所管辖区的地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却忽视对大气环境的保护和当地企业的监管；府际间博弈：同级政府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同级政府间预算资源的争夺之中,而缺乏府际间的合作契约。自然而然的结果便是“理性经济人”驱使下,政府和官员的选择性政府职能,更具体的说是产生两种机制：其一、放松的环境管制；其二、政府环保支出的不足。而这种大气环境的失效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大气污染高度负外部性造成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代际性问题；地区、行业分工不平等,环境不平等转嫁给无辜的受害人；棕色就也高、绿色就业与创新不足；人口迁移问题；子孙后代健康的代际转移问题。因此,我们要探究一些行之有效的破解之道。从宏观大势上来说重中之重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优化产能结构。合理化建议主要表现为三点：重点加强对第二产业的调整力度,完善市场与转变政府职能并重,完善绿色体制创新,促进技术创新驱动。同时,根据现实的客观问题,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寻求与建立有效的激励解模型,具体有分为三种情况由浅及深的探讨,第一、确定条件下对下级政府提供经济激励,第二、不确定条件下对下级政府提供的激励,第三、现实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上下级政府激励解的探讨。在此部分还重点强调了对于大气环保的法律激励措施的寻求。文章最后还阐述了大企业集团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企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与创新驱动战略的转变,同时还应加强社会责任体系,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其次,阐述了公众环保责任和环保理念的建立以及社会的生态文化观的建立。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科学的大气生态环保规制工具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