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普遍开始采取浮动汇率制,自此各国之间汇率波动加剧。汇率变动将产生多方面影响,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作为全球商品贸易的重要参与者,逐年贸易顺差累积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动摇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性;其次,汇率变动间接传导至国内引起通胀,不利于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不仅如此,汇率变动影响金融的稳定性,汇率传递水平的高低则直接与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挂钩,是货币政策制定时的重要参考因素;从微观层面上看,汇率变动通过中间产品价格影响生产成本,影响生产商定价策略的选择,同时容易造成外贸企业汇兑损失。基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制造业对外贸易总量庞大且常年保持贸易顺差的现实,汇率变动对改善贸易收支有重要隐喻。此外汇率对贸易价格的传递可能通过间接影响国内物价水平进一步影响国民福利,因此对人民币汇率传递水平进行研究有重要现实意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品生产过程垂直分工趋势明显,上游生产厂商通过中间产品的贸易影响出口厂商的生产成本,出口厂商通过叠加一定成本加成确定最终产品的贸易价格。本文利用2000年至2014年中间产品贸易数据,将上游中间产品贸易价格变动的影响考虑进来,构建新的价格指标替代进口价格指数用以计算相对价格变化。本文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最终消费品进口价格的传递水平处于高位,且逐年递增,表现出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同向变动的特性。此外,本文也证实在测算汇率传递水平时未考虑上游厂商出口的中间产品的影响,会导致测算的汇率传递水平低于实际水平。具体到制造业方面,汇率传递水平低于总体进口价格的传递水平,与农业和采掘业进行横向比较,也发现其传递水平较农业和采掘业低。此外,根据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在生产制造时投入要素的差异进行分类,发现我国复杂产品(complex products)进口价格传递水平高于简单产品(simple products),并且汇率变动方向和波动幅度的非对称性显著存在。具体来看,首先人民币贬值效应高于升值,对制造业内部简单产品和复杂产品影响出现分化,生产投入要素以劳动和基础资源为主的简单产品在人民币贬值时汇率传递水平较高,而生产投入要素以资本和技术为主的复杂产品在人民币升值时较高。其次,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传递效应高于小幅波动。本文研究结果意味着先前从线性角度考虑的文献对人民币汇率传递水平的测量存在一定偏差。为了维持国内金融体系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价格和国内物价水平的传递,降低我国进出口商的汇率变动损失,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通过控制国内通胀,将传递水平维持在低水平;第二,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通过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人民币作为定价货币的功能;第三,健全人民币汇率衍生品市场,增强出口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探索对冲汇率风险的规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