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序幕,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甘奴役的志气和奋起抗争的勇气。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开始了抗战,但是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的却是消极甚至是不抵抗的政策,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相继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战火硝烟弥漫在前方阵地,成千上万的难民、伤员也像潮水一般蜂拥而至后方。再加上自然灾害、传染病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相较于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贫弱的中国必须积极争取外国的同情、支持和援助来提高获胜的可能性。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医疗救助、物资援助都难以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爱国人士自发成立各种援华救济慈善组织。例如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国世界语协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民众反日会等组织。其中,宋庆龄凭借着自身特殊的身份,以及香港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于1938年6月14日联合各国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国民政府财务部长宋子文、廖成志、库诺曼·法郎士、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夫人、廖梦醒、邓文钊等人,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以下简称“保盟”）。1941年12月25日底香港彻底沦陷,保盟迁往重庆。1945年12月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迁往上海。1950年8月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在妇幼保健卫生、少年儿童文化教育福利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工作。驻港时期的保盟灵活运用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开展对外宣传。例如,在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呼吁抗战、发起募捐（如“一碗饭运动”、“卖花运动”、“嘉年华会”等）、举办慈善义演活动（歌舞剧、戏剧、电影、音乐义演等方式）、以展览形式义卖中国工艺品（如绣品、字画、象牙、玉及其他中国工艺品）,并于1941年创办了保盟中央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所有方式募集的款项除维持保盟正常运转外,剩余悉数用于帮助中国抗战和救济伤兵儿童。保盟不仅让全世界了解到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战争,而且为争取爱好和平的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为中国抗日提供医疗物资,号召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1945年9月6日毛泽东对宋庆龄所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1]近年来,虽然我国对外传播的规模、渠道、技术、影响都取得了跨越式进步,但是,从本质上未改变“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文化霸权现象仍旧存在。我国仍然存在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比如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殖民主义的偏见。因此,笔者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为个案进行词频分析,来探析驻港时期保盟的传播内容及侧重点,根据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受众五个层面来分析其中隐含的对外传播策略,报道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其对当今媒体对外宣传的延续性意义和价值。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于1938-1941年在香港活动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一民间援华救济团体的对外宣传。论文主要包含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涉及到的新闻传播学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同时包含对历史史实的阐述和分析,以期进一步清晰深刻地探讨论文主题;第二部分,对保卫中国同盟这一组织创建的背景进行介绍,主要包括国际背景、国内背景、香港特殊的政治经济舆论环境三个方面;第三部分,对保盟的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进行词频分析,将其文本放入词频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然后将出现频率最高的前146个词分为医疗救助、抗日实况、人物组织、空间地点四个主题篇章。第四部分,结合《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词频分析的结果,分别从战地报告、呼吁援助、国际消息三个方面来探索《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对外传播内容;第五部分,结合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立足于组织传播和对外宣传,在把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而分析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组织的对外宣传策略,总结其成功经验对当下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