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关于明清鼎革之后朝鲜后期对清认识的研究在尊周论、北伐论、北学论等大陆指向型的思潮下展开,其存在明显不足。因此,有必要考察另一种文化接触所形成的知识人的对清认识。本文拟通过记有非官方的意外体验的漂流记录来考察朝鲜知识人的对清认识。朝鲜知识人的对清认识中存在两面性,这一点学界已有提及。不过,针对这种对清认识的二重性从何而来、具备何种特征等的探讨尚未充分展开。特别是关于对清认识的二重性中所现的矛盾对立点的存在形态,仍有着继续讨论的余地。本文基于此,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中的二重心理进行重新审视。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漂流记录——崔斗灿的《乘槎录》,以期克服之前研究朝鲜知识人的对清认识时以燕行录为中心的大陆指向型的倾向。本文首先考察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的二重心理现象。在当时,政治性的中华秩序与文化性的中华秩序不一致的情况下,知识人陷入了不知该从何种中华中脱离的困境。结果他们意欲脱离中华,却又不得不通过中华来构筑新的体系,此种矛盾心理开始扎根并在他们的对清认识中反映出来。其次,本文以《乘槎录》为例,考察了朝鲜知识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及通过中国体验后展现的对清认识和微妙的心理变化,以此探究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的二重性的存在形态。通过《乘槎录》,崔斗灿展现了其对江南富饶的称赞和对朝鲜的自豪、在政治上对清朝的排斥和文化上对清朝的好感等一系列交织的二重性认识。此外,本文还指出了像崔斗灿这样的普通知识人的对清认识中,个人意识比政治意识要更突出。最后,本文认为,朝鲜知识人为了构筑主体性而付出了相当努力,但结果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文化角度都无法摆脱中华;尽管如此,也可以说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这一意识得以萌芽。总的来说,崔斗灿的《乘槎录》中所体现的朝鲜知识人的二重心理,展现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知识人对外认识的本质。本文以《乘槎录》为研究对象,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中的二重性进行说明,对于揭示彼时朝鲜知识人对外认识中此起彼伏的心理变化,以及对于补充完善有关朝鲜知识人对清认识的先行研究而言,都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