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伴随美国职业汉学的兴起,美国的东亚秩序研究开始起步。其间,柔克义成为开创中国传统外交研究的重要人物。20世纪20年代,夏德的中国传统外交研究、马士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等,皆涉及东亚秩序问题。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美国的东亚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拉铁摩尔和费正清等学者不断推出新的重要成果,从而使东亚传统秩序研究成为美国中国学的引领性和代表性研究方向。50-60年代是美国的东亚秩序史研究如日中天的时刻,整个美国学界的中国学研究,是以东亚秩序为核心的。这一时期的东亚秩序研究,大都秉持西方中心观。60年代末,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以帝国主义模式发起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挑战为开端,开始解构原有的西方中心观,这一取向在80年代达到顶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对既有的研究模式进行了解构。进入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全球视角开始出现在美国的东亚秩序研究中。随后,新清史在美国兴起,这颠覆了旧有的东亚秩序和中国边疆研究,美国的东亚秩序史研究在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之后迎来了又一个高潮。美国学者在开展东亚秩序研究时,重视理论的建构和研究模式的转换。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东亚秩序研究也经历了研究模式的转变和问题意识的转移。在20世纪初期,以柔克义和马士为代表的美国东亚秩序研究者,并没有进行研究理论的创建和研究模式的归纳,但是他们的研究不自觉的带有美国中心或者西方中心的视角。到了30-40年代,拉铁摩尔在其亚洲内陆边疆的研究中提出了“贮存地”理论和长城史观,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论,成为研究近代中国问题的不可回避的重要模式。60年代末,以詹姆斯·佩克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的年轻学者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对“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近代”论展开批判。柯文于80年代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进一步对西方中心观进行纠偏,托马斯·巴菲尔德则在拉铁摩尔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游牧帝国中心论”。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视角开始出现在美国的东亚秩序研究中,学者们以一种既非“西方中心”也非“中国中心”的取向考察中国的近代历史,同时反驳西方认为传统中国文明孤立闭塞的观点,揭示中国的外向、开放的一面。在全球视野兴起的同时,新清史力图超越“民族—国家”的史学研究视野,用使用全球的、世界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他们挑战“中国世界秩序”论,强调族群理论,背后折射出对近代中国民族统一王朝的分裂意图,值得我们特别关切和批判。美国的东亚秩序史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有三:一是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开创者是费正清;二是是中国边疆和周边民族的关系问题研究,开创者是拉铁摩尔,后来的新清史研究者也是这一路数;三是近代以来西方冲击之下的东亚秩序演变,“冲击—回应”模式是这方面的代表,其关注的焦点是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的转变问题。美国的东亚秩序研究,不仅在美国学界影响深远,而且长期影响亚洲学界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就其在美国学界的影响而言,无论是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者的学术地位、研究组织和队伍来看,都在美国的东亚研究中起到奠基和引领作用。就其在亚洲国家的影响而言,亚洲学者的东亚秩序研究受到美国学者的影响极大,时至今日,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中国世界秩序”说还在亚洲学界大行其道。不过,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从目前来看,美国的东亚秩序研究有以下两个趋势:一是继续重视从全球视野和世界意识认知东亚秩序,二是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引入,跨学科融合发展将在未来研究中成为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