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子是满族及其先祖女真族摆放牌位、档案,用以祭祀上天、神灵及先祖的地方,堂子祭祀是满族重要的萨满教祭祀活动。明末辽东女真完成了从氏族部落到国家的转变,堂子祭祀也从氏族的阖族祭祀活动上升为国家祭礼,成为清代重要的宫廷祭祀活动。学界已有从宗教、政治文化、民俗等相关视角切入的研究,成果颇丰。本文认为,堂子祭祀的演变是女真(满族)从先民习俗所代表的“俗”到国家制度所代表的“礼”转变的一个缩影,其过程体现了满族文化与儒家文化、蒙古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而辽金旧俗一度成为连接“礼”与“俗”的桥梁,祖述大金使满族在接受国家典章制度时有一种归属感,减少了推行典章制度的阻力。本文综合宗教、政治文化、民俗等多种维度,试图以礼与俗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堂子祭祀具体仪式、供奉神灵、萨满神辞等内容及堂子祭祀职能的演变过程,解释堂子祭祀如何完成从俗到礼的转变,考察先民习俗对于国家典章制度的影响及国家典章对先民习俗的改革与保留。礼源于俗,礼是对于俗的总结与提升,以规范的行为与制度适应国家框架之下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本文研究表明,堂子祭祀礼仪从氏族部落时期的简单随意到国家框架下的复杂、精致,体现了满族在建立国家并大力巩固的进程中对中原礼仪文化的吸收。堂子所供奉神灵的改变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于先民习俗的变革,而一些古老神灵的保留又成为先民习俗影响国家制度的有力证据。尽管堂子祭祀在国家框架之下仅保留了象征性的仪式,但它体现了满族萨满教祭祀的民族特性。堂子祭祀随着明末辽东女真从氏族发展为国家完成了从氏族祭祀到国家祭祀的转变。在爱新觉罗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氏族后,堂子祭祀又从国祭逐渐回归到爱新觉罗氏的族祭,最后演变为皇室专有的家祭。堂子祭祀的变化见证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壮大以及与其他族群融合的历史过程。萨满教信仰的种种变化与清朝的政治形势和国力的消长关系密切。清帝在国家命运前途未卜之时多向祖先神灵寻求庇佑,而在国家统治日渐稳固后则将注意力转向现实的问题,对曾经是满族文化根基的萨满教进行变革、规范,使之适应满族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