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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在逐渐加剧。供应链上下游成员之间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个体,而是彼此相互依存、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导致目前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与个性化,单一产品的市场需求可能波动较大。因此,与位于上游的制造商相比,靠近消费市场需求端的零售商往往更加了解该产品在市场上的实际需求情况,并且根据市场上多变的需求,零售商衍生出灵活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当市场需求较高时,为了不错过销售机会,零售商往往会投入较多的资源,因此,零售商所呈现出来的最高促销能力较强;当市场需求较低时,零售商投入的资源较少,最高促销能力也就比较弱。
正是由于引入了零售商的最高促销能力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因素,打破了传统委托——代理模型中的信息结构。在委托人制造商与代理人零售商长期合作过程中,零售商在合作的每一周期都根据市场需求形式的改变而及时调整其最高促销能力,两个连续周期内代理人最高促销能力的相关程度较高。本文以委托人制造商的期望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建立两周期防重新谈判合约模型。本文的模型部分分为3块内容,其中,完全承诺下的分离合约模型为本文的基准模型,不完全承诺下的分离合约和混同合约为这一基准模型的两个拓展,三个模型之间相互形成对照。论文后期的工作主要探究了零售商类型的相关程度对博弈双方期望收益的影响;分析了在零售商的类型不固定的情况下,防重新谈判合约的性质等。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两周期合作过程中,完全承诺下的最优合约一定是分离合约,高类型代理人的配置效率都不发生扭曲,而低类型代理人在第一周期和第二周期(指两周期都披露为低类型的代理人)的配置效率都会发生扭曲,并且随着合作的继续,扭曲量变小,市场配置效率逐渐趋于社会最优水平。特别的,当代理人的类型固定时,完全承诺下的两周期最优合约是信息非对称情况下单周期最优合约的简单重复。第二,不完全承诺下两种合约中低类型代理人的配置效率在两阶段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量。特别的,当代理人的类型固定时,不完全承诺下的分离合约的第二阶段的配置效率为信息对称情况下的最优解;而不完全承诺下的混同合约中低类型代理人的配置效率仍存在扭曲量,且扭曲程度与第一周期混同的比例相关。第三,完全承诺下的分离合约适用于代理人类型的相关程度较低时的情况,最优防重新谈判合约为事前最优合约;不完全承诺下的分离合约适用于代理人类型的相关程度相对较高的情况,此时事前最优合约已经不能够防止重新谈判的发生,但此时的最优防重新谈判合约依旧是分离合约;不完全承诺下的混同合约适用于代理人类型的相关程度非常高时的情况。特别的,无论代理人类型的相关程度有多高,完全混同合约都不是委托人的最优选择。
正是由于引入了零售商的最高促销能力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因素,打破了传统委托——代理模型中的信息结构。在委托人制造商与代理人零售商长期合作过程中,零售商在合作的每一周期都根据市场需求形式的改变而及时调整其最高促销能力,两个连续周期内代理人最高促销能力的相关程度较高。本文以委托人制造商的期望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建立两周期防重新谈判合约模型。本文的模型部分分为3块内容,其中,完全承诺下的分离合约模型为本文的基准模型,不完全承诺下的分离合约和混同合约为这一基准模型的两个拓展,三个模型之间相互形成对照。论文后期的工作主要探究了零售商类型的相关程度对博弈双方期望收益的影响;分析了在零售商的类型不固定的情况下,防重新谈判合约的性质等。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两周期合作过程中,完全承诺下的最优合约一定是分离合约,高类型代理人的配置效率都不发生扭曲,而低类型代理人在第一周期和第二周期(指两周期都披露为低类型的代理人)的配置效率都会发生扭曲,并且随着合作的继续,扭曲量变小,市场配置效率逐渐趋于社会最优水平。特别的,当代理人的类型固定时,完全承诺下的两周期最优合约是信息非对称情况下单周期最优合约的简单重复。第二,不完全承诺下两种合约中低类型代理人的配置效率在两阶段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量。特别的,当代理人的类型固定时,不完全承诺下的分离合约的第二阶段的配置效率为信息对称情况下的最优解;而不完全承诺下的混同合约中低类型代理人的配置效率仍存在扭曲量,且扭曲程度与第一周期混同的比例相关。第三,完全承诺下的分离合约适用于代理人类型的相关程度较低时的情况,最优防重新谈判合约为事前最优合约;不完全承诺下的分离合约适用于代理人类型的相关程度相对较高的情况,此时事前最优合约已经不能够防止重新谈判的发生,但此时的最优防重新谈判合约依旧是分离合约;不完全承诺下的混同合约适用于代理人类型的相关程度非常高时的情况。特别的,无论代理人类型的相关程度有多高,完全混同合约都不是委托人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