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期泪洒江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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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友王佑武、陈寿格夫妇在看到拙作《殷海光故家的几件往事》(载《书屋》2007年第10期)之后,勾起了他们尘封已久的痛苦回忆,当他们在电话里对我谈起那死死压在心底的凄惨往事时,我被震惊了。不几天,佑武和寿格给我送来由寿格的父亲生前为纪念他的父亲、也就是寿格的祖父陈简青老人而编印的一本十六开的油印纪念册子。当我把这本纪念册通读一遍后,心情沉重得好几天都不敢再去翻看放在桌上的这本书。
  
  一
  
  上世纪初到其后近五十年间,在湖南耒阳有两个著名的文人学者,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家陈简青先生。
  陈简青先生学名斗寅,字简青,1880年12月11日(清光绪六年夏历十一月初十)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鸿鹤泰平村(今冲头村六组)一个崇文尚教的耕读之家。幼承庭训,聪慧好学,七岁从祖父彝春公发蒙。因简青先生三岁时右臂不慎骨折,伤愈后右手稍短于左手,及至发蒙后右臂不能大张,握笔有碍,乃用左手悬笔学大字,右手习小楷,持之以恒,遍临家藏碑帖,终至书法有成。
  1896年简青先生十六岁时,师从资笃生先生求学于淝江书院。两年后入县学,补博士弟子。简青先生自发蒙后,即开始了艰苦、踏实的求学生涯,先后就读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和衡阳船山书院,曾师从国学大师王闿运。王闿运先生在批阅学生的作文时,曾批简青先生作文为“美女绣花”,誉其文采秀丽。经过二十余年的刻苦学习,简青先生为日后从事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三十岁时,简青先生学有所成,曾一度主讲耒阳紫云书院。当时,西风东渐,简青先生深感应加强新文化方面的修养,遂于民国元年他三十二岁时,再度进入岳麓湖南高等师范文科深造。时湘中名宿浏阳刘蔚庐、湘潭孙继虞、临湘吴凤笙、宁乡成赞均、长沙袁淑舆等,在此多列讲席,但对简青先生则以学友视之。同学中有衡阳的刘豢龙、蔡渔春、段嵝生等,对简青先生则以师视之,遇到争议的地方,如学生一般向简青先生请教,在热烈的讨论中含英咀华,求得真知。经过四年融会贯通的学习,淹贯博洽的简青先生正式走上了教书育人的教师道路。
  据湖南师范大学刘巳明教授1986年回忆,他于1919年考入衡阳成章中学,编在九十班,国文教师就是简青先生。当时耒阳籍同学李汉藩、刘泰、李笑春、谷梅青,以及衡阳同学戴匡平、黄宣等所作进步作文,简青先生极为赞赏,时作范文在班上朗读。1922年,成章中学以李汉藩、刘泰为主,成立进步读书会,每逢星期日,把许多进步书籍陈列在本班教室,供全校同学阅读,不仅可读,还可买,刘巳明教授当时就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对学生的这些进步活动,简青先生一贯是支持和鼓励的。后李汉藩、刘泰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李笑春武昌高师毕业,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戴匡平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亦在湖南师范大学当教授。他们回忆起某次简青先生在班上问学生:“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当如何解释?”有同学回答:“读书要经常温习,及有所得,就很高兴了。”简青先生满面笑容地说:“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学,既要按时温习,又应安排时间休息,也就是合理地安排读书和休息时间,一定的时间读书,一定的时间休息,及至学有所得,难道不是很高兴的事吗?如果只讲‘学’而不安排好休息,乐从何来?”春风化雨,饮水思源,他们都深切感念简青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给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中国读书人讲究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处世原则。简青先生师承三湘文化传统,在国弱民贫的二十世纪初期,他卓有远见地预感到天下将风云际会,故把培养青年、给国家输送人才,视为读书人的天然职责。简青先生满腹经纶、学贯中西,除了与秉承书香门风、资性敏悟、接受新文化新思想、锲而不舍地求学相关联之外,还深受抚养他长大成人的二婶母的节操影响。
  简青先生半岁时,他祖母做主,承祧早逝的二叔父一房,由二婶段氏抚养教育。二婶温厚有礼,通大义,深谙教育之法,故对简青先生课读极严。当时家中田产仅够自给,二婶自奉甚俭,但送给塾师的报酬分毫不少。简青先生稍长,开始交朋结友,每次有朋友来,二婶都热情款待,并希望他们交流学习所得。如果来的朋友嬉戏过度,二婶必出面教育,由是给简青先生以自振的鞭策。简青先生入县学后,远赴衡阳、长沙等地求学,学费及生活所需,皆由二婶典鬻田亩供给,毫无吝容。每次假期,简青先生回家,二婶都要问其功课。在简青先生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二婶总是予以宽慰,并帮助找出解决的办法。简青先生十一岁时,生母去世,弥留之际,把三个孩子托付给二婶,当时简青先生的大哥十七岁、大姐十四岁,细妹尚在襁褓。二婶对三个孩子如亲生一般疼爱照顾,直到各自成家立业。简青先生二十一岁时,就读宜章官廨雷先生,他将二婶的事迹写成行述请教雷先生,雷先生阅后叹为奇节,并为之书有四六句叙其事。寒假时回家,简青先生向二婶禀告此事,二婶笑道:“我哪禁得起!”1910年二婶病逝,简青先生痛不欲生!丧事后,他将二婶行述补充完整,于1915年请时在岳麓书院任教的临湘吴獬先生批阅。吴獬先生阅后评曰:“读之肃然,可歌可泣,知生贤有由也。”并因此肯定了简青先生贤良方正的品行是有其家庭渊源的。
  吴獬先生一言之誉,的是确评,简青先生终生未辱此言!他的贤良方正、他的躬行实践、他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圭臬,也成了他终生的负累。
  
  二
  
  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读书人就是沿着传道授业解惑这条线延续下来,简青先生自不例外。但他并不是一个读死书泥古不化的私塾先生,而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勇于开拓并善于筹划的进步知识分子。简青先生对湘南特别是耒阳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创建广湘中学。
  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事。当时湘南二十四县,只有衡阳建有公、私立中等学校六所,故每年从湘南各县来衡阳报考中学的考生大半不能录取,其中又以耒阳学生为多。简青先生睹此状况,忧心如焚,他清楚地知道,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就是国家的未来,多一个青年受教育,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就多一份力量,遂奔走呼吁,与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蒋克诚、谷巨山、李芷芬、李啸村、黄铨一、吴仲祁、蔡诚等,于1924年在衡阳创建广湘中学。
  广湘中学创建之初,成立校董会,简青先生虽是主要创始人,但他考虑到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遂力推蒋克诚为首任校长,自己只列主要校董之一。众人见为创建广湘草创擘画、艰虞独承的简青先生主动让贤,非常感动,遂互相揖让,精诚团结,很快,广湘中学成为湘南的名校。
  1927年,北京大学倾慕简青先生的道德文章,派专人来湘,聘请简青先生赴北京大学任教,这在当时是颇为轰动的事。因校长蒋克诚长期不在学校,校中事务实际上由简青先生主持,他考虑到广湘创办不久,根基未固,及大批湘南学子急切求学的困窘,遂抛名利于身外,婉辞北京大学聘约。
  简青先生婉辞北京大学聘约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仁”的光辉体现,也是中国传统读书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范例。古人有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的优秀传统,重以周,不致懈怠;轻以约,则乐为善。简青先生承袭船山、岳麓遗韵,古风犹存,他离不开湘南一批又一批嗷嗷待哺的学子;他离不开养育他几十年并让他学有所成的湘南故土,他要回报故乡,以悲悯的情怀,把自己的爱一点一滴地洒在故乡那干涸的赭红色土地上。这种爱,这种善,这种仁,正是千百年来积极的、正面的中华文化点滴积累的优秀结果。
  读书人是文明的脊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在烽烟遍野的抗日战争时期,简青先生以读书人的脊骨和知识分子的良心,殚思极虑,为广湘中学的生存费尽心力。
  广湘中学原设在衡阳市江东岸,创办不久,简青先生见各方面渐入正轨,为尽快提高湘南的文化教育水平,他除在本校任教外,还同时兼任衡中、五中和六中国文课。1938年,由于日机轰炸,广湘师生每天清早要跑到十华里以外的山区防空,在树林里坚持上课,晚上再跑回学校就寝。有一天校舍全被日机炸毁,幸好师生员工早已跑进山林,没有人员伤亡,但学校所有房屋、教具及师生的行李全被毁尽。在原校舍难以继续教学的情况下,学校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全校师生立即疏散,学生暂时回家,待学校搬迁后,另行通知复课。不久,择定衡南新市下街寿佛殿为校址,继续上课。嗣以董事会内部意见不一,影响教学,简青先生于危难之际出任校长,书生本色,挽狂澜于既倒,与在耒阳的董事商议后,力主将广湘中学从新市迁至耒阳城郊零洲坪,成立筹建校舍委员会,推李啸村先生主其事,所需经费,由简青先生变卖部分田产和自己的全部薪资积蓄支付。于是租赁到几十亩土地,用竹木、泥草搭建临时教室、办公室及师生寝室共十九栋,于1941年3月开学,入校学生达五百余人。谁知5月的一个深夜,校舍被坏人放火烧毁,师生衣、食、住顿成问题,李啸村因负总务责任,急得在地上打滚,许多学生号啕大哭。简青先生在此急难中,安慰全校师生道:“困难当头,坏人能火毁学校,决不能阻我作育人才的决心。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能让学校倒闭、学生失学。我们只有同舟共济,齐心协力,重建学校,渡过难关!”乃带同李啸村等,连夜与当地农村联系,借用堂屋,日作教室,夜作宿舍,坚持上课。简青先生在安顿好师生临时教学生活后,为长久计,他星夜赶至公平云山寺,与方丈老和尚商借租用寺宇办学。凭着简青先生的盛名,以及与老方丈的交情,寺僧慨然应允。三天后,琅琅书声就响彻云山古寺,直到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简青先生带领广湘中学师生告别云山寺,搬进耒阳城寿佛殿,即今耒阳二中校址。七年之内,广湘中学四次大转移,时简青先生年过六旬,但事无巨细,件件躬亲,未雨绸缪,辛苦异常。即使繁杂琐碎的校务工作占去简青先生许多时间和精力,但他所兼数班的国文课,却从未中断,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当时学生以校长来兼本班国文课为荣。简青先生讲授国文数十年,一贯认真备课,能融学生理解深浅于课文分析之中,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且用正楷板书和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在物资匮乏精神紧张的抗战时期,隽秀挺拔的书法艺术不仅使学生得到美的享受,更能让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从心里升起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说起简青先生的书法,那不是一般工夫能达到的。他左手悬肘书大字,右手写小楷,从现存的几幅真迹来看,造诣斐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地。这幅用左手书写的篆字对联,架构严整,朗润秀长。两截楷书,源于欧体又不拘泥于欧,平实恬静,劲峻无险,书写出了自己的风骨。书如其人,观简青先生之书,已知先生高尚品德矣!
  
  三
  
  在罪恶的专制社会中,无论是人情还是人性,都受到残酷的挤压。如果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看待命如蝼蚁的芸芸众生,那么,所看到和听到的,将是他们的挣扎、恐惧和哀鸣!
  悲悯的情怀就是基督精神,就是佛家的大慈大悲。简青先生深受二婶终生茹素拜佛的精神影响,推己及人,形成他慈悲为怀与人为善的性格特色。早在1908年,简青先生夫人娘家人丁短折,内侄谢振芳孤苦流浪,简青先生怜而收养,为其拜师学艺,后又为其娶妻成家,至今谢氏后人犹念简青先生之恩。这是家庭内的善事。而在社会上,简青先生仁德之风遍及桃李乡邻,至今犹在耒阳传颂。
  广湘中学创办之初,学生中就有谭冠三(原名才儒,1955年授解放军中将军衔)、贺寿彭、王经初、谭镇南等,简青先生常诩为世之才俊。后贺、王、谭(镇南)三人为革命牺牲,简青先生痛悼不已!1936年冬放假时,学校无钱退费,学生无路费回家,滞留学校,人心浮动。简青先生见状,慨然出面,从银行贷款,亲自按名册把钱交到学生手上,使学生能早日回家团聚。
  1941年上学期,由省立衡中师范部应届毕业生李济农(安仁人)为首,发动大规模学生运动,大批学生因此被当局开除和强行退学,其中耒阳籍学生就达数十人之多。是时,简青先生主长广湘中学,看到这么多优秀青年流落社会,心急如焚,遂排除各方阻力,破例在广湘开学月余后,布告全县,招收各年级插班生,使这批学生大都插班原年级学习,而后顺利毕业。当年资道成先生就是这批受益学生之一,并因此而使他日后顺利升学,以及完成大学学业。1987年他回忆此事时,满怀深情地感念简青先生当年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和援救。
  1944年6月,日寇从耒阳向临溪村方向进犯,紧急间简青先生将广湘暂时停办,学生回家躲避,他自己携全家人避难大岭、寿州一带。日寇这次扫荡,将临溪村夷为平地,简青先生世代家藏的古版图书、历代碑帖拓本、典籍册页,特别是简青先生几十年独于经学上探幽发微、摭实寻根的著述手稿,全部化为灰烬。简青先生闻此不幸消息极为悲愤,但他在重大损失面前毫不气馁,在避难期间还为大岭、寿州一带青年讲授古文。
  读书人多通医道,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特别是读书人常怀恻隐之心,遇危难之事很自然地挺身而出,施以援手。简青先生率家人避难期间,一天上午途经下湾(今白鹭乡白鹭村八组),见一门户洞开,堂屋桌上一簸箕内置一约三岁男孩,奄奄一息,其父母在旁哭泣。简青先生见此惨状,忙进屋询问,说是小孩患猫脑症,头颈僵直不能动,为不治之症。简青先生听说后,忙趋前拿脉诊断一番后,果断地说:“这是颈椎炎,俗称猫脑症。我送点药给你们,用酒磨服,应该好得了。”说罢从行李中找出药来,用酒磨药灌服少许,下午又灌了一点,到傍晚小孩身子就可动了,再到半夜就能啼哭,第二天早晨颈亦能动,此后一天天好转。孩子父母感念简青先生再生之恩,遂将孩子改名为“简宝”。刘简宝后初中毕业,当过生产队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大队会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家后育有三男二女。提起简青先生,简宝一家至今感念不已。
  古人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施仁行义,所表现的思想核心就是儒家文化里的道德理想主义。儒家的道德理想含有一种生命转化意识,内化于每个读书人生命的深处,发挥出来则能够对生命作质的转化,从而使生命有变得至善至美的可能。这种转化意识,在儒家文化里就是积极的入世精神,由个人生命延伸到群体生命,也就是说群体生命也将有质的转化,从而实现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简青先生足迹所履之处,都留下了他施仁行义的朴实身影。1945年春,小水、梧桥一带青黄不接,灾情蔓延,逃荒饥民日渐增多。时避难寿州的简青先生闻知灾情后忧心如焚,急令学生陈仲虚回乡了解灾情。在得知实际灾况后,简青先生坐卧不安,立即令陈仲虚带信当地乡绅,请他们设法赈灾。乡绅们碍于简青先生的面子,集会商议,决定卖育婴会田产以赈灾。简青先生闻此决议后,严肃地指出:育婴会亦属慈善事业,所属田产不能变卖,赈灾事应从未遭日寇蹂躏地区的殷实大户处义捐。乡绅们一听说义捐,皆畏缩不前。简青先生见此局面,知赈灾事关乎性命存亡,急于星火,遂独自一人前往寿州、城背圹、白沙一带发动义捐。
  由于简青先生在湘南颇著名声,事事总以百姓为先,加之赈灾义举甚得民心,乡绅敬服,饥民欢呼,数日内即获捐谷三千一百五十石;同时吩咐襄助人员,又在大河滩、上堡一带获捐谷一千二百石,共计获捐谷四千三百五十石,从当年夏历五月初三开始,分三处煮粥赈饥。一处在小水铺关帝庙;一处在小圩李家学校;一处在梧桥铺岩石口村学校,直至夏历七月初四新谷登场才停止供粥。据当时的煮粥人陈寿晋回忆说:“三处每天共用米三十五石左右。”吃粥的饥民,多数为小水至梧桥铁路两旁附近的村民,远的如四都、竹林湾、界冲等地的人也不少。较远的村,为不误农时,开展生产自救,可派人挑回就食。后来有人大致计算了一下,简青先生这次赈灾壮举,救活饥民七千余人。至上世纪末,许多当年吃粥者尚在人世,如廖运莲、廖近堪、刘显福、李主胡等。
  写到这里,心里肃然。简青先生是一位心地多么善良、心胸多么宽广的老人啊!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简青先生真正实践了中国读书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
  
  四
  
  在学校、在社会上,简青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在家里,他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简青先生虽然出生在晚清,成长和执教于专制社会,但他能顺应时代潮流,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摒弃因循守旧。清末,简青先生还在船山书院求学时,就命长女放脚,并告诫家人,这是残害妇女的陋习。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突破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风俗,该是何等的进步思想,又该是何等的勇气!
  简青先生誉满湘南,但他从未有高高在上的架子,谦谦君子,为人处世一贯低调,在路上碰到乡亲,他都要主动打招呼,寒暄几句。遇见挑担负重之人,他都要赶忙让路。有一次裁缝师傅廖德模对简青先生说:“你老人家这么好的学问,这么大的名声,却是这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简青先生诚恳地说:“你是成衣匠,我是教书匠,都是靠劳动吃饭,一个样,有什么架子可摆!”他不止一次地教育儿孙:书读多了,道理也懂多了,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要懂得尊重人。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比如他的头发就是由孙子孙女们轮换着来剪,经常是剪得参差不齐,他不仅不责怪,反倒总是笑呵呵地鼓励孩子们:下次会剪得好一些的。还有一次儿女亲家有事接他去,因两家相距二十余里地,考虑到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就租来一乘轿子。他在轿内不到两里路,便下轿步行。别人问他为什么有轿不坐,他说:“坐在人家肩膀上怪难受的。况且风和日丽,走路多潇洒。”他更是一生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简青先生的女儿和孙女,都像男孩子一样进学校读书,有的还受到高等教育,学有所成,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为国家科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简青先生的夫人谢辅佺,字伯舜,出身耒阳书香世家,乡人称为耀景世族。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简青先生夫人怜贫济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对简青先生变卖田产资助教育事业,从无怨言,乡人尤德之。夫人1943年病逝,简青先生在悼念她的文章中写道:“吾之生盖无所不艰,得妻而使吾不知其艰,乃今知艰之将无极也!”呜呼,生死茫茫,何处话凄凉!
  简青先生秉承君子之风,“足未尝至县廷,谒未尝投邑宰”,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一辈子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一辈子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然而,在社会大变革的1951年4月,竟遭人诬陷被害。写到这里,心里惨然!悲夫!一代硕儒竟死在小人诬陷之手,天理何在!事情缘起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同村同族的陈某被反动当局抓走,其家人哭求简青先生出面营救。简青先生一介书生,从未与官场打过交道,也不认识当官为宦的人。但既然人家求到面前,又是事关人命的大事,简青先生慨然应允去央求当局放人,遂连夜赶往县城。谁知走到半路,得到陈某已被处决的消息,颓然而返,并特地到陈家表示了慰问和歉疚。毫无道理的是,陈某家人却因此而迁怒简青先生,无端指责简青先生没有尽力。简青先生总觉得自己在此事的处理上于心无愧,但人家毕竟是死了人,自己没有帮上忙,人家埋怨几句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很大度的没有与陈某家人计较。谁知到了五十年代初,陈某家人终于找到构陷的机会,遂无中生有,血口喷人,栽赃诬陷,毫无天良地置简青先生于死地。当简青先生的孙女跪在地上,用白布包扎简青先生被枪打烂了的头颅时;当乡亲陈寿禄、刘开普等三人帮助挖出墓穴,将躺着简青先生冰冷尸体的棺材放进去时;当最后一锹土沉沉地压在简青先生坟上时,正义、良知、公理等等,一切美好的理念也就被埋进了坟墓里。
  简青先生的子女从未放弃为蒙冤受害的父亲申诉。1985年,耒阳县人民法院受理申诉,用几个月的时间,调阅了大量案卷,走访调查了简青先生的同事、故旧、学生及乡邻,认定是错案。1986年,耒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纠正的判决;1987年,耒阳市人民政府以文件的形式宣告简青先生无罪。现将这两个文件抄录如下:
  
  耒阳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6)刑二字第888号
  原审被告陈简青,男,时年七十二岁,小水镇冲头村人。1950年在广湘中学任教。1951年因恶霸案,经耒阳人民法庭呈报,衡阳专员公署公安处批复,处以死刑。
  原审被告人陈简青之子女陈湜然、陈卓然认为其父属于错杀,向本院提出申诉。
  现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复审查明:
  原审被告人陈简青于1904年由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近五十年,既未参加任何反动党派,也未充当伪军政任何职务,更无民愤与血债。至于原判认定被告人解放前曾充任反动挨户团副主任,杀害我革命同志;解放后又破坏土改,非法变卖禾田以及贪污塘坝米、烧毁房屋等等,经查,均系事实失实,应予否定。据此,原判属错判,应予纠正。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耒阳县人民法庭1951年3月30日庭审字第033号和秘字第280号对陈简青处死的判决。
  二、宣告陈简青无罪。
  
  耒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审判长某某某
  人民陪审员某某某某某某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公章)
  
  耒阳市人民政府文件
  耒政人发字(1987)23号
  关于陈简青问题的复查通知
  市教委会:
  报来陈简青的复查材料收悉。
  陈简青,湖南省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捕前系广湘中学(现二中前身)教师。一九五一年因恶霸案判处死刑。
  经查:陈于1904年由省高师毕业后,就从事教育工作。未参加任何反动党派,也未充任伪职务。无民愤及血债。原判认为,陈在解放前充任挨户团副主任。解放后,又破坏土改、贪污、烧毁房屋等,事实失实。耒阳县人民法院(86)刑字第888号判决书判决,撤销原判,宣告陈简青无罪。
  据此,根据衡组发(86)33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同意恢复其教籍,按干部正常死亡办理,工资定为原中教七级套改,从批准之月起执行。特此通知。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公章)
  
  两张纸,这就是对一个人生命的交代。
  我不知道这两张纸能不能告慰屈死的冤魂。
  1940年简青先生六十寿诞时,几位亲戚在为他作的寿叙中有这样几段话:“和,美德也,而同为之病;清,懿行也,而隘暴其疵;介,修名也,而苛损厥质。此丰而彼绌,优著而劣彰,魁人杰士,未之能免也。而以观于先生,其接物也,貌捐崖岸,中无畛畦,煦若春风,润均秋云,然类聚群分,妍媸莫混,正俗匡谬,黑白务明。其处己也,澡身浴德,刮垢磨光,朗如圭璧,芬若椒兰。然心识臧否,而言泯毁誉,流别泾渭,而量齐海。若其于辞受取与也,一介必严,万钟屏贵,比女持身,方泉等絜。然情以恕人,不喜吹剔;忠以诱善,居然薰良。是为先生之行,有可述者也。”
  这几段话,使人惊骇!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天数乎?当年执笔写这篇文章的人是在什么样的感触下写出这段文字的,今天已无从查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语言定义混乱的社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是必然会遭到卑劣的中伤和野蛮的挤压。这样说未免太世故了,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成为主流文化的游民文化。然而,一切都不会白白过去,时间也无法淹灭过去,不论什么,只要发生过,都不会毫无痕迹地湮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终于能够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反理性的狂热和迷乱,出现一个很久以来在人们内心激荡的理性社会时,就能够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那个时候,就再也不会有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文明与原始的冲突;理性与野蛮的冲突,以及自由与压迫、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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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0年9月,方令孺离开南京婆家,只身来到青岛,应聘于刚刚创立的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国文系讲师,教“大一国文”和“文选学”。  国立青岛大学坐落海滨,校舍依山而起,环境幽美,气候宜人。德国占领时期,此处为俾斯麦兵营。1929年,经蔡元培建议,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筹办国立青岛大学,校址选在此处。1930年9月21日,校长杨振声宣誓就职,国立青岛大学正式开学。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日本人中野孤山百年前的中国游记《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今日读来仍能给人以强烈震撼。在这本小书中,初到中国的中野孤山具体描述了他从上海到成都沿途所见到的人情风物,呈现了晚清中国衰败没落的图像。书中细致描述了中国人状貌言行的猥琐及生活习惯的种种落后,居高临下地表示出对中国人不幸命运的悲悯,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    一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连续的重大胜利使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迅
中国现代留学史上,丁文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留学横跨东西,历时九年,其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充满变数,有心栽花的失落与无意插柳的收获相随相伴,让人领略“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精彩。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创始人,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重镇之一,他被后人誉为“中国的赫胥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一位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与他早年的留学生涯是分不开的,那是丁文江的天赋与异域
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出生于1839年,即鸦片战争前一年;1890年去世,距离甲午中日战争四年。他是处于内忧外患大变局时代少有的开局先锋之一,杰出的外交家,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知识分子。  曾国藩以其道德文章治兵方略,加上唐浩明的小说精彩,其名头家喻户晓,可知道曾纪泽的人就少多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是对内对同胞的胜利,而曾国藩调教出来的才华横溢的儿子,真正的“
倪萍在2007年金鸡奖颁奖礼上频频出错,其中就包括满含深情地将费穆导演的女儿费明仪和费穆版《小城之春》女主角韦伟认错,对着韦伟叫“费老”,一头银发的韦伟连连摆手,好在倪萍反应快,赶紧说“站错位置了”。我们曾经把《小城之春》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位置也那么长时间摆错过,则倪萍的小错也应不是不可原谅的。  韦伟曾说:“《小城之春》时隔多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并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中国电影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磨
老友康华楚兄,要把他从垂髫、弱冠一直到耄耋之年前后近七十载所写的旧体诗结集出版,嘱我在书中写几句话。  读这本合乎规矩的旧体诗集初稿后,不免就想到当前中国诗坛的状况。先想到的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写旧体诗和读旧体诗的人,越来越多,而读新诗的人,则越来越少。对这种众所周知的现象,许多人分析了许多原因,莫衷一是。我没有做过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说不出见解,只好先抄两位名人的话,作为我抒发以下感想的依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杭州的锡箔商兼典当商、被称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著名学者、“八千卷楼”主人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在病榻上编纂了一部被后世誉为“详细记录了一个城市慈善事业的全貌……是其他资料无与伦比的”资料集——《乐善录》。  这部资料集一直编纂到次年(1899)春天才基本完成。同年,积劳成疾的丁丙走完了六十八岁的人生。遵从他的遗嘱,其子丁立中继续对
康德说,人是目的。关于这个判断的连带判断是,人不能被作为手段或工具。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可以被称为人的觉醒的运动,以康德的命意,启蒙运动是人从幼稚状态进入成熟状态。经过启蒙运动,日益成熟的人既然认识到人是目的,鉴于人民由具体的人组成,人作为目的似乎就很自然地转变为“人民”是最高目的。这个最高目的又不知不觉被进一步暗转——人民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如此,从人是目的出发,似乎必然得出对人民
德育是学校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在以往的德育过程中,主要采取的说教式或者是命令式的教学方式,导致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严重影响了德育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健全的发展。所以,为了改变目前德育的现状,可以从活动的组织入手,通过多种德育活动的组织来逐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使学生在主动参与活动中形成正确的道德素养,同时,也为学生健全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