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特聘教授、博导，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学家们立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作为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程恩富教授及其学术团队，长期以来思考着如何借鉴古今中外已有的经济学思想资源，以重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当代经济学科，最早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继而将其充实完善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方针和原则，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应该说，这是40年来在重构中国经济学理论方面具有独创性和广泛共识的概括性叙述。现将一些想法略述如下，以期待程恩富教授和广大读者的不吝指正。
　　一、“马体、西用、国（中）根”：重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2000年，程恩富教授及其团队提出了“马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命题。但笔者通过对其著述的梳理，发现其早此一年就明确提出了这八个字。如1999年程恩富教授与第二作者齐新宇合作发表的《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問题》①一文，其中就这样写道：“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假设，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假设，并据此确立反映我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套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达方式，可称之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点，科学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②这段话把“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马体西用”论的缘起、内涵、目的和意义表述得十分清晰。此为“马体西用”论最初亮相，从而开启了在经济学界采纳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范畴表达重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先河。
　　所谓“马学”，按照程恩富教授等的说法，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知识体系，“主要指阐述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此处“中学”缺场，似乎又包含在“马学”之中，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其实，在程恩富教授等最初的阐释中，“中学”是在场的。如早在2000年，程恩富教授等就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他所要积极汲取的“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中，就包括“中学”。他明确写道：“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生态经济思想，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大同’经济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济理论等，均有一定的合理颗粒。” ③显然，这段话中所包含的内容就是纯粹的在场的“中学”了。
　　程恩富教授等还写道，“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跟河南财经学院杨承训教授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也非常相似。2004年11月25日，杨承训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④的文章，杨承训教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学”就是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学”就是西方经济学。“马学为魂”，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为指导;“中学为体”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西学为用”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决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应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科学方法，但又不能让西方经济学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杨承训的这一表述逻辑清楚，观点鲜明，强调了中国经济学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方向。程恩富教授说他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杨教授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似，就在于二者最大的相同点都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都不排除“西学”，而主张“西学为用”;不同的是，杨教授的“中学”实际上仅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程恩富教授等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归属于“马学”之列——应该说，这是准确的。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毕竟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把它单列出来作为“中学”，似乎有割裂之嫌。不过，这样在形式上仍然显示不出“中学”即中国传统固有的经济思想的重要地位。也就说，杨教授阐述的是“魂、体、用”三元结构，分别归属于“马、中、西”三个主词。程恩富教授等提出的是“体、用”二元结构，这使得二者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显示出了些微差异。但是，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早在2000年，程恩富教授等在阐述他的“马体西用”论时，特别强调了“古今中外”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场的观点，应该说，从程恩富教授等最早提出“马体西用”的二元模式到杨教授的“马魂中体西用”的三元模式，虽然其中有一些形式上没有展现出来的思想上的内在关联，但从程恩富教授的二元结构到杨教授的三元结构，无疑使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表述重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心路，发生了一个不断深化的效应。
　　通过梳理程恩富教授及其团队自从第一次提出“马体西用”论以来，其在许多论著中不断阐释、补充、丰富了其最初的叙事。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⑤《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⑦《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转型》⑧《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述评》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⑩《改革以来六次思想解放与经济学现代化五大态势》11《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12《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13《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14《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创新原则与发展态势》15《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性研究不容忽视》17。除上面十多篇论文之外，程恩富教授还在《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1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19《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应用研究》20《重建中国经济学》21及其《程恩富文集》22中都辟有专门章节和段落强调和阐释他的“马体西用”论。其中，尤以《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23一文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该文系统、全面地阐明了“马学”“西学”“国学”三者之间的学理关系，判定了各自的位置和功能。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该文把最初的“马体、西用”的二元结构明确变为“马体、西用、国（中）根”的三元结构，从而实现了这一“范式”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统一。另外，结合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实践，程恩富教授提出了“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24个字的总体性方略，这“24字诀”系统地、完整地表达了该学派重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主张和思路。由于“世情为鉴，国情为据”是实践层面的话题，“综合创新”是超越了经济学范围的跨学科话题，仅就程恩富教授等发展和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的理念层面来说，可以把它简化为“马体、西用、国（中）根”论。 　　二、“马体、西用、国（中）根”何以可能？
　　程恩富教授及其团队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他在其著述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实践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高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经济智慧，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系统经济理论——此处的见解和“中华民族伟大的经济智慧”与“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提法，以及要汲取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为我所“用”的主张，应该说跟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相契合的。但是，程恩富教授等也多次提醒，有必要纠正近些年来流行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误区：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相提并论的一种理论流派;二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割为“革命的经济学”与“建设的经济学”;三是宣揚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只是意识形态非学术;四是认为生产力先进的美欧国家，其经济学也一定是先进的。25这里指列的这四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即“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具体表现。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他举起了“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进而又提出了“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中）学为根”的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则和方针。
　　那么，如何理解“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三学一体的思想含义呢？程恩富教授认为，强调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就必须坚持“马学为体”，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主体和主导;“马学为体”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强调的根本原则，一旦偏离这一原则，理论创新将难以为继，经济学的现代化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科学化的轨道;强调“马学为体”，就有必要纠正近些年来流行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误区，偏离“马学为体”，中国经济学就有可能陷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的可悲地位，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强调“马学为体”，就必然不能以“西学为体”。但是，我们又有必要以“西学为用”，以丰富和完善现有的知识体系。如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对理论的需要，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社会分工制度、市场竞争机制对于生产力发展促进作用的理论，关于宏观经济运行总量分析、调控和预测的方法，揭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某些规律的方法，现代企业管理学和经济政策学的知识，等等，只要我们能够剥离其不适用我国具体国情的成分，加以改造和充实，也能从中提炼出科学的、有用的经济思想。程恩富教授指出，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如对于一些原本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经过马克思革命性的批判、分析和借鉴，以崭新的含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的系统;至于“国学为根”，程恩富教授说，其含义“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现代体系，具有不可低估的思想价值”。27
　　“马学” “西学”“国学”——说到底，都是“学”，即科学或知识、理论系统。由于三者都是跟经济学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因则具备可能的统一性。三者既有统一的基础，又有“体”“用”“根”不同层级的定位和分工，因此，把三个似乎相互矛盾和对立的思想体系融合为一体来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就非常可能。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程恩富教授等又提出了“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建构路径。所谓“世情”，程恩富教授等指出，它具有“多样和深邃的含义”，“从经济的角度是指世界各国和世界总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经济‘世情’的来龙去脉和正反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来源”。28以笔者之见，“世情”就是指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和情状，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发展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如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我们要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它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如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把拉美国家推入经济陷阱，就证明了这种理论并不是今天和将来包治百病的“良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世情”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即可以此“为鉴”。“世情”和“国情”主要都是从实践层面来谈的。尤其中国具体的国情，它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根基，离开它，在中国的任何学说和理论都只能是沙滩上的楼阁。可见，“国情为据”与“国学为根”正是基于中国这片热土之上的历史（国学）与当下（国情）在物质与精神、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上的“综合”。
　　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最可能的现实之路就是“综合创新”之路。不可忽视的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西学”来势迅猛，渐成气候，甚至进入主流。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多种所有制并存格局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日趋增大，这使得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也由以前对“苏联范式”的崇拜简单地倒向“美国范式”，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存在“仿美”或“仿西”的倾向。正如程恩富教授指出的那样：数学模型的滥用，私有化和“产权”的神话，对人们思想都造成冲击。程恩富教授等认为：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等，但要克服这些不足，如果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也是一种缺乏创新精神的表现。29无论“西学”还是“国学”，如果不能借鉴“世情”，不能扎根“国情”，不能以“马学”为指导，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就不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构要走“综合创新”之路，就在于充分运用各种思想资料，结合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实事求是地反映经济现实运动和发展趋势，形成科学的经济理论。程恩富教授等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取得更大进展。简言之，要确立‘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30析而言之，只有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也只有综合各种要素，创新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才有可能。 　　三、“体用”的张力和反响
　　
　　无论是程恩富教授等的“马体、西用、国（中）根”，还是杨承训教授的“马魂、中体、西用”，都是采取“体用”范畴来阐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近代“中体西用”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升级版本。“中体西用”论自从清末正式出场之后，就遭受到众多的争议和批评。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有人试图用其反命题“西体中用”论取而代之，在具有数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西体中用”绝无成功的可能。“中体西用”论迄今为止仍然是表述中西文化定位的不二门径。中国哲学“体用”范畴的说理功能如此之强大，张力如此之恒常，值得热衷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充分关注。
　　“体”“用”范畴作为中国固有哲学中最核心的范畴，“体”原指本体、根本之意，所以也称“本”;“用”，按王阳明的话说，就是“体之发用流行”，“体”的显现和发用就是“用”;“体”是第一性的，“用”是第二性的;“体”既然是“本”，“用”就是“末”。所以，在中国哲学中，“体用”等于“本末”。“体”与“用”思想的原型，在古老的《易经》中就已经萌生，在儒家和道家的原典中也有表述。但“体”与“用”“本”与“末”对举，即作为一对范畴并提，始于魏晋玄学，后经宋明理学，一直沿用至今，跟它相似的对立范畴还有“道器”“理事”“理气”等等。“体”与“用”关系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本质”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等对立范畴之间的关系。
　　“体用”，这一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最熟知的概念，经济学家耳熟能详者并不多见。程恩富教授等是第一次运用这对范畴的经济学家，他提出这一命题的最初目的，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何者为主何者为次、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鼓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者，多半是信奉“资本万能”和“私有制永恒”的人。我们不否认，就当今世界范围来说，西方盛行的主流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处于非主流地位。但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普世价值”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科学的学术体系，又是一种共产党人的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指导地位，让它在经济学领域“失踪”“失语”“失声”，那就必然架空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质上成为一句口头禅，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中的指导作用和主体地位必然被各种“西化”理论所取代。但由于我们目前面临着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其作为工具性的数理模型如实证分析、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证伪”原则等，也可为我们的经济活动所利用。另外，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说：“西方各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和左翼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31正是基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正面碰撞，程恩富教授认为迫切需要对这两种经济学说进行功能定位，以明确其应居位次。程恩富教授说：“2000年，笔者在学界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32引入“体用”范畴来分析和判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學与西方经济学二者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新型理论体系，这其实也是一种理论创新。
　　笔者于此处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即每提到中西学术“体用之辩”，人们就会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专利权送给张之洞，认为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最早提出了该命题。实际上，这是误会。虽然《劝学篇》的主旨强调的是“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在实质上概括为“中体西用”论，然而，张之洞通篇都没有提到“中体西用”几个字，更没有直接阐述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命题。人们之所以把这个发明权和专利权送给张之洞，很大程度上由于梁启超的误导。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33鉴于梁启超在学界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他说“张之洞最乐道之，举国以为至言”，这样，人们就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明权和专利权送给了张之洞。
　　回溯和梳理近代“中体西用”论的由来，这对分析和评价程恩富教授及其团队重新使用“体用”范畴论说“马体西用”的范式很意义。第一，程恩富教授等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马体西用”论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之辩”，并且也转换了近代“中体西用”论的原有形式和内容。第二，用当代的“马学”取代原有的“中学”，在形式上并不局限于经济学论阈，预示中国的主体性文化或主流文化不再以传统的儒学为核心，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三，近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宏大叙事的视域反映中西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中学”指数千年不变的中国之伦常名教，“西学”的内涵则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初指西方的数学、逻辑、测量、天文、历法即“质测之术”;继指整个西方的科学技术即“富强之术”。至戊戌变法运动时期，“西学”则涵盖了西方全部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在康有为那里，主要的则是指西方的政治制度。程恩富教授则把“西学”转换为与“马学”在本质属性上根本对立的西方理论经济学思想体系，从而别具心裁。第四，就“学”仅指经济学这一点来说，程恩富教授与杨承训教授完全一致。但由于杨教授的“中学”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程恩富教授那里被归入“马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杨教授的三元模式跟程恩富教授的二元模式在实质上便十分接近。然而，如果我们从形式上细究，二者之间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在杨教授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原封不动包含着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项，换言之，他只是在清末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前再加一项“马学为魂”而已。这样，“马学”虽然出场了，“中学”并没有退场，“西学”仍在场。反观程恩富教授“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把“中学”消融于“马学”“中学”在形式上不见了。然而，程恩富教授后来补上了一个“国学为根”。这样，不仅“马”“西”“中”三学俱全，而且程恩富教授等与杨教授的提法同为三元结构，二者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相似之处，且又都保留了各自特征。 　　经济学家在重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时，使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作为说理工具，其张力和余响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界，影响到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如2005年，我国著名哲学史家方克立教授就用“马魂、中体、西用”的命题阐述张岱年先生和他本人的“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观，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方克立教授明确地申明他的“三元结构”是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启发。不同的是，经济学家的“三元结构”立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发展范式，而方克立教授的“马魂、中体、西用”则是为中国整体文化建构提供模型，灵感来自于经济学界，意义却超越了经济学范围。另外还有一个不同，即杨承训教授的“中学”指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方克立教授的“中学”则相当于程恩富教授的“国学”，指的是纯正的中国民族固有文化。方克立先生对“马魂、中体、西用”以及“体用”范畴有更充分、更为思辨的哲理阐释和表述，尤其他对于“魂”“体”“用”三者的细致入微的辩证分析，形成了一个关于文化“综合创新”的思想体系。
　　从程恩富教授等首次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杨承训教授继而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方克立教授用“马魂、中体、西用”论证“综合创新”的文化思想，古老的“体用”范畴重焕青春，由经济学界辐射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从中可见中国传统智慧的博大精深和强大生命力。程恩富教授等阐发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既隐含着杨承训的“三元模式”，也包括张岱年、方克立的“综合创新”论，彰显了“体用”范畴的张力，营造了我国学者之间彼此启示、相互发明的态势。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可喜现象，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福音。程恩富教授等曾说：“分析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我们认为，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而言（可能总体上适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可以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37当初他提出“24诀”时，明确表明这一方针和原则“总体上适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而“体用”范畴从经济学发声，在哲学和文化思想領域得到强烈反响，足以证明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构想是正确的，具有远见的。
　　注释：
　　①②⑤  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财经研究》1999年第7期。
　　③⑥  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
　　④  杨承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5日。
　　⑦3132  程恩富：《“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⑧  程恩富：《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转型》，《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1期。
　　⑨  程恩富、王中保：《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⑩  程恩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 年第6 期。
　　11  程恩富：《改革以来六次思想解放与经济学现代化五大态势》，《财经科学》2008年 第10期。
　　1225  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32326273728  程恩富、何干强： 《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1430  程恩富、胡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15  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创新原则与发展态势》，《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
　　16  程恩富：《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
　　17  程恩富、侯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性研究不容忽视》，《人民论坛》2017年第7期（上）。
　　18  程恩富：《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
　　19  程恩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19年版。
　　20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应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21  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2  程恩富：《程恩富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  习近平：《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7月9日。
　　29  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
　　33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34  沈毓桂、救时策：《万国公报》（第75册），1895年版。
　　35  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6页。
　　36  1896年，张之洞在给光绪的奏折中借用沈毓桂的话写道：“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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