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理雅各与韦利的《论语》英译本中规律性的因素,聚焦译者的动机与境遇与译文风格的关系。文章提出理雅各的译本胜过韦利译本之处在于:长篇详尽的注释与前言更有利于学者研习中国文化,趋近于原文的译文句式更能再现出古汉语简练的语言风格,对中国文化负载词多样化而细腻的译法更能具体地表现负载词在不同语境中的丰富内涵;以上三点与理雅各让西方传教士了解中国文化的动机、"绝对忠实"的翻译理念及其对中国文化长期深入的切身研究密切相关。文章又提出韦利翻译的时间晚于理雅各,可借鉴的资讯多,因而对原文某些文句的理解上更为准确,某些措辞更为精练。文章还阐述同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韦利与理雅各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尤其见诸于宗教或超自然类的名词与人名的译法。文章认为理雅各与韦利的译本各有千秋,不可相互取代,而未来的译本应由中西学者合作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