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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一个“毛泽东巧设空城计，吓退蒋傅十万兵”的故事，内容说的是：1948年秋，在我军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穷途末路之际，蒋介石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上演了一场“蒋傅偷袭西柏坡”的“戏”，没想到这一情报被中共驻北平地下工作者得知，火速通知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西柏坡。坐阵西柏坡的毛泽东在周密部署部队阻击、机关转移的同时，充分利用新华社的宣传攻势，撰写了“三篇广播稿”，导演了一场“空城计”，吓退了敌人十万大军。
一直以来，这件事已被社会广泛认可，并被媒体、书籍广为传播和引用。但最近我们西柏坡纪念馆在复原西柏坡新华通讯社旧址时，在征集文物资料中，发现当年毛泽东导演的“空城计” 用的并不是三篇广播稿，而是四篇广播稿，同时通过电话采访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所长成一老先生，还发现了与四篇新闻稿有关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第一篇新闻稿：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
西柏坡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接到“蒋傅偷袭西柏坡”的情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他依旧那样镇定自若，与周恩来、朱德等紧急磋商后，首先利用“枪杆子”——周密部署部队阻击、机关转移；同时，还充分利用新华社这支“笔杆子”。毛泽东要胡乔木根据来电写一揭露性消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手稿，全文如下：
〔新华社华北二十五日电〕确息：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匪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
消息寫好后，毛泽东着手修改，他增加了“确息”和参加此次行动的蒋傅军的具体番号，以示我对其阴谋了如指掌。新华社于10月25日当日播出，这条消息先发文字电讯稿，继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连续作口语广播，使蒋傅军企图偷袭石家庄的阴谋昭然若揭。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一个问题：这条消息开头用的是“确息”，这确实的消息来自何处？出于何人之手？长期以来，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谜”。据当时带领部队昼夜兼程的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郑维山（后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回忆文章中说，多年来，他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文化大革命”后，他趁写回忆录的机会，几经访查，终于从当时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同志那里获得了实况。那时，北平阴霾密布、豺狼遍野。以刘仁为首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所领导的共产党员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工作着。城工部学委会中有个职业青年支部。支部书记是李炳泉，李炳泉领导的党员中有一个名叫刘时平的人，时任亲蒋著名报纸《益世报》采访部主任。他利用新闻记者这一职业之便，广交国民党上层人物，其中交往甚密者有蒋军整编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兼华北“剿总”爆破大队大队长杜长城、蒋军宪兵第三营营长刘建龙。刘时平同他们三人都是绥远同乡，同鄂友三、杜长城还是一块儿长大的中学同学。他们每次相聚，开怀畅饮，无所不谈。10月23日一早，华北“剿匪”总部门前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上午10点钟刚过，一些军事要员相继而出。他们有的行色匆匆，有的喜形于色，有的锁眉沉默。这些要员中就有鄂友三、杜长城。对傅作义指挥部的这类重大活动，中共地下党当然是十分关切的。下午，刘时平就约鄂友三、杜长城和刘建龙在鄂公馆相聚。晚上，四个人边喝边吃边谈，直闹腾到凌晨。24日天刚亮，周旋了一夜的刘时平虽十分疲劳，但重任在身，赶忙告辞。刘时平一到街上，就想起杜长城说的他的爆破大队已在西直门车站装好车，待命出发。于是，他决定亲自去看看，以防有误。到西直门站口，他拿出《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证件，以这种特殊的身份通过盘查，进入站内。这时，站台上军人来往匆匆，装载军用物资的列车已进行了伪装。在一片人喧马叫声中，他巧妙地弄清了部队番号、列车去向。在情况完全证实后，他立即离开车站向李炳泉住处奔去。上午8时许，李炳泉和学委会负责同志根据刘时平侦察到的情况，拟成电稿交给当时在北平的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当时，地下电台为避免过多暴露，上午是不与上级台联系的。崔月犁和电台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破例开机。10时许，这份关系重大的绝密军事情报，通过电波传到在河北省泊头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刘仁部长又速报了华北军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于10月24日下午收悉。时间紧迫，聂荣臻先下令调野战军南下布防，接着急电向中央汇报。10月25日10时左右，西柏坡中央军委机要局收到这个十万火急的军事情报。机要参谋立即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军委领导。
与此同时，此情报也被我中央社会部和在傅作义司令部工作的甘霖获取并及时报告了中共中央。
第二篇新闻稿：时间是26日或27日
两种说法都对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第二篇新闻稿《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全文如下：
〔新华社华北二十六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一切可能跑到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两匪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四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悉，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匪首有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芳，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即今春进扰河间之匪首）。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匪扰河间，因我方事先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匪部也被其逃逸。此次务希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匪徒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今年五月，阎傅两匪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匪一个师在盂县被歼，傅匪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此次因蒋匪在北平坐督，傅匪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做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种准备总是有利无害。
这条新闻明白地告诉敌人，解放区军民已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如果胆敢来犯，只能是自取灭亡。胡乔木在进北平时专门写文章介绍这条消息，称它是写作的范例。
但这条新闻到底是10月26日还是27日所写？根据电报原稿，当然应该是10月26日，且在电文原稿上，毛泽东还亲自批示胡乔木：“乔木：此件请于今日口播，文播，并发人民日报。”但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两书中，均写的是“新华社华北十月二十七日电”。
对于此事，成一老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这两种说法都对。为什么呢？因为在出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一书时，胡乔木还健在，稿子都是和胡乔木商量后编辑的，例如“蒋傅匪军”，我们就把所有的“匪”字去掉了。至于时间问题，当时具体怎么处理的，我的记忆也模糊了。既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说的是27日，我又跟几个新华社的老同志商量了一下，最后觉得应该这样解释：毛泽东习惯于晚上办公，所以此电报稿毛泽东撰写完成是在26日晚，胡乔木处理后新华社播发已到了27日，见报时间是28日。如果是注明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话，26日也对，如果是根据当时新闻报道的话，用27日也正确。成老特别指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落款中“根据手稿刊印”是错误的。
成一老先生讲：前两条消息在华北解放区是准确有力的作战动员令。各县、各部队通过报纸、传单、墙报、农村广播筒和各种会议，传播得家喻户晓，成了引发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力量。同时也在傅作义军队内部引起强烈震动。当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的由竹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说，他参加此次作战行动时，随部队一到保定，保定驻军一位负责人就问他来干什么？他说：“闹不大清楚。”那位负责人诡密地笑着说：“你们不清楚，我倒知道得很详细，还知道都是哪些人来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报纸，然后说：“你们看看这些号外，这是今天下午跑单帮的商人从石家庄带回来的。”“号外”是《石家庄日报》印的，纸很粗，但很清晰，大标题是《蒋傅匪军妄图突袭石家庄》，文中列了郑挺锋、刘春芳、鄂友三……一串名字。由竹生立即发电报到总部，报告这一急讯；同时派人把“号外”送回北平，呈傅作义“钧座”查阅。这是文字传播渠道的状况。另一条重要渠道是我昼夜不息的广播。傅军此次偷袭行动的前线总指挥郑挺锋，一到保定就收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在部队刚集结完毕，准备全面出击的前夜（27日21时），就忧心忡忡地致电傅作义：“昨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石家庄）行动，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担负先头部队重任的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芳听了广播后也犹豫不前，几次致电傅作义，称沿线军民防守严密，对此举“谏请钧座考虑”。
当时，傅作义处于进退两难中。在辽沈战役开始时，蒋介石要傅作义部队出关救援被困的锦州驻军。傅作义为保存实力，以种种理由婉拒蒋介石的要求，而答应的条件是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这一行动刚刚开始，在双方军队尚未交火的情况下就停止进攻，对他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对正在“督陣”的蒋介石也没法交代。因此，他没有采纳部下的建议，要求部队继续南进。10月28日，用四天时间集结起来的蒋军从保定出发，在10架飞机的掩护下，分四路向石家庄奔袭。沿途，敌军不断遭到我军民的奋力阻击，特别是骑兵经常陷入我埋伏圈，被打得马惊人亡，四处溃散。这一天，敌人只前进了二三十里。它的先头部队在付出上百人伤亡的代价后，才战战兢兢地到达望都以北的方顺桥一带。
敌军全面进袭虽已开始，但士气低落，进展缓慢。
第三篇新闻稿：只是一份口播稿
1948年10月29日，毛泽东接到敌人士气低落、进军缓慢的情报后，即着手写第三篇新闻稿。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全文如下：
（口播）傅作义匪军郑挺锋、刘春芳、鄂友三、杜长城（爆炸队长）等部总共不过二万人，昨廿八日已窜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郑匪九十四军只来两个师，留一个师在涿县定兴线。刘、鄂等匪在郑匪背后跟进中。我保石线两侧各县高阳、安国、深泽、无极、望都、定县、新乐、正定、满城、完县、唐县、行唐、灵寿等地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匪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这篇新闻稿是人们很少知道的、且在引用中常常漏掉的那一篇《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新华社华北二十九日电〕。西柏坡纪念馆也恰恰少了这一篇。
那么这么完整的一篇手稿怎么会在许多书籍中没有记载呢？
成老说：“当时毛泽东让新华社发这篇稿子时，同时还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便函。”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信的原文如下：
乔木：
我第一次口播已见效，九十四军长郑挺锋廿七日廿一时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匪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广播之日本军附新二军两师拟袭石门。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等语。另件请于本日发口播。不播文字。
毛泽东
十月廿九日早
信中毛泽东要胡乔木“另件请于本日发口播。不播文字。”正是这句话才使文稿在许多书中没有记载。
成老讲：“当时新华社的广播分为三种，一种是文字广播，即文稿由电台播出之后，再见报；口语广播，即文稿只由电台播出，不再见报；英文广播，顾名思义。这篇广播稿是主席特意指出来只口播的，所以在一些书中没有记载。”
成老讲：10月29日这天毛泽东又是在高度紧张中度过的。毛泽东除不断收到敌军南进的情报外，又得到傅作义要把驻北平附近的主力部队三十五军和十六军的大部开往保定的秘密消息。这样，我华北野战军主力三纵、四纵和二纵的一部虽星夜兼程，接近保石线，原在冀中的七纵已投入战斗，但兵力仍显不足。这时，毛泽东就设想出“围魏救赵”的打法。当天上午、下午19时、晚23 时半，他三次致电刚歼灭廖耀湘兵团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要他们派兵冀东，威胁北平。
经过两天的兵力调动和前线部队的交火，我回援部队已抵保石线，东北部队开始南下，而傅军兵无斗志，前线总指挥郑挺锋从新华社28日的广播中得悉其亲如同胞的堂弟郑庭笈（中将军长）部在辽沈战役中被歼，十分悲痛，想以母病重为由请求调离。所以，傅作义对此次偷袭行动开始动摇了。
第四篇新闻稿：毛泽东及时修改，
避免了一次逻辑错误
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动手为新华社写了第四篇新闻稿，即《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全文如下：
〔新华社华北三十一日电〕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这两匹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的狗子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在美国指令之下，蒋介石提拔了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已是徐州、汉口两个“剿总”的统帅，傅作义则是北线的统帅，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这样两匹狗子挡一挡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三十五军，蒋介石派的是第十六军，正经涿州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是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这篇檄文高屋建瓴、气势逼人，将蒋傅偷袭西柏坡的阴谋评了个痛快淋漓。
成老讲：评论写好后，毛泽东要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胡乔木立即播发。半小时后，他发现文中“蒋匪介石现在是住在北平”与下文蒋介石“业已溜回南京”的话相矛盾，立即写信给胡乔木，“乔木：蒋介石现在是住在北……‘现在’二字应改为‘最近时期’，方不与下文业已溜回‘南京’相矛盾。不知还改得及否？毛泽东”。由于纠正及时，这个逻辑上的错误避免了。
成老说：胡乔木经常给我们讲：“毛泽东对文稿的要求是十分严格仔细的。如在《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上方，他批示：‘乔木：此件，最好今天能口播，并发文播。假如可能，请谷羽抄正一下。毛泽东三十一日早。’”
在这篇评论播发后的第二天凌晨，傅作义就放弃了偷袭计划，责令其部队迅速返回北平。
毛泽东巧设的“空城计”胜利了，蒋傅偷袭西柏坡的阴谋破产了。好像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但这里还有一段故事：郑维山在他写的回忆录中曾讲道：郑挺锋率军撤回驻地后，恐怕上峰责怪他指挥不力降下罪来，便向蒋介石、傅作义谎报战果，说什么“此次部队行动，在经过解放区村镇时，烧毁棉花20余万斤，炸毁各种工厂40余座”云云。而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对郑挺锋的所谓战果心知肚明，为了鼓舞士气、掩盖失败，竟然发出通令，宣称：“郑挺锋将军指挥部队向石门进军，颇奏功效，提升为兵团司令；鄂友三旅长相当迅速，按计划完成任务，由旅长晋升为骑兵师长；对刘化南师允许扩编成军，刘并兼任保定警备司令职务。”但实际上郑、鄂、刘三人一直原职未动，只不过是画饼一张而已。
新闻报道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
贡献
几十年来，介绍和评论毛泽东巧设“空城计”的文章比较多，但大都不够准确。大致上有两类：一是消息的数量不符；二是或只讲消息的作用，或单讲军事的力量，没有公正的评价。
成一老先生说：毛泽东导演的这场“空城计”，在世界军事史上，开创了军事与政治结合、枪杆子与笔杆子并用而取得重大胜利的先河；在世界新闻史上，它又是巧妙地运用新闻手段，迷惑、打击敌人，获得巨大成功的范例。这次战役中，毛泽东巧妙利用新闻宣传攻势，对粉碎蒋、傅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阴谋起到重要作用。但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这个事情，不能夸大其词，说成“毛泽东用四篇文章打退国民党十万大军”，只广播稿就把敌兵退了。当时中共中央接到情报后，是有三项决策的：一是平绥调兵；二是将中央机关转移；三是毛泽东利用新闻宣传攻势，为新华社撰写四篇广播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新闻攻势恐怕是难以奏效的。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也给这个事件以准确的评价：“执导这个‘空城計’，毛主席挥笔写就了几篇新闻，避免了敌人的一场窜扰。这是新闻报道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特殊作用。当然，当时如果仅有新闻攻势，而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的话，敌军也不会乖乖地撤兵，因为我军确实作了准备。”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刘一丁）
一直以来，这件事已被社会广泛认可，并被媒体、书籍广为传播和引用。但最近我们西柏坡纪念馆在复原西柏坡新华通讯社旧址时，在征集文物资料中，发现当年毛泽东导演的“空城计” 用的并不是三篇广播稿，而是四篇广播稿，同时通过电话采访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所长成一老先生，还发现了与四篇新闻稿有关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第一篇新闻稿：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
西柏坡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接到“蒋傅偷袭西柏坡”的情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他依旧那样镇定自若，与周恩来、朱德等紧急磋商后，首先利用“枪杆子”——周密部署部队阻击、机关转移；同时，还充分利用新华社这支“笔杆子”。毛泽东要胡乔木根据来电写一揭露性消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手稿，全文如下：
〔新华社华北二十五日电〕确息：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匪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
消息寫好后，毛泽东着手修改，他增加了“确息”和参加此次行动的蒋傅军的具体番号，以示我对其阴谋了如指掌。新华社于10月25日当日播出，这条消息先发文字电讯稿，继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连续作口语广播，使蒋傅军企图偷袭石家庄的阴谋昭然若揭。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一个问题：这条消息开头用的是“确息”，这确实的消息来自何处？出于何人之手？长期以来，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谜”。据当时带领部队昼夜兼程的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郑维山（后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回忆文章中说，多年来，他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文化大革命”后，他趁写回忆录的机会，几经访查，终于从当时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同志那里获得了实况。那时，北平阴霾密布、豺狼遍野。以刘仁为首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所领导的共产党员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工作着。城工部学委会中有个职业青年支部。支部书记是李炳泉，李炳泉领导的党员中有一个名叫刘时平的人，时任亲蒋著名报纸《益世报》采访部主任。他利用新闻记者这一职业之便，广交国民党上层人物，其中交往甚密者有蒋军整编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兼华北“剿总”爆破大队大队长杜长城、蒋军宪兵第三营营长刘建龙。刘时平同他们三人都是绥远同乡，同鄂友三、杜长城还是一块儿长大的中学同学。他们每次相聚，开怀畅饮，无所不谈。10月23日一早，华北“剿匪”总部门前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上午10点钟刚过，一些军事要员相继而出。他们有的行色匆匆，有的喜形于色，有的锁眉沉默。这些要员中就有鄂友三、杜长城。对傅作义指挥部的这类重大活动，中共地下党当然是十分关切的。下午，刘时平就约鄂友三、杜长城和刘建龙在鄂公馆相聚。晚上，四个人边喝边吃边谈，直闹腾到凌晨。24日天刚亮，周旋了一夜的刘时平虽十分疲劳，但重任在身，赶忙告辞。刘时平一到街上，就想起杜长城说的他的爆破大队已在西直门车站装好车，待命出发。于是，他决定亲自去看看，以防有误。到西直门站口，他拿出《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证件，以这种特殊的身份通过盘查，进入站内。这时，站台上军人来往匆匆，装载军用物资的列车已进行了伪装。在一片人喧马叫声中，他巧妙地弄清了部队番号、列车去向。在情况完全证实后，他立即离开车站向李炳泉住处奔去。上午8时许，李炳泉和学委会负责同志根据刘时平侦察到的情况，拟成电稿交给当时在北平的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当时，地下电台为避免过多暴露，上午是不与上级台联系的。崔月犁和电台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破例开机。10时许，这份关系重大的绝密军事情报，通过电波传到在河北省泊头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刘仁部长又速报了华北军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于10月24日下午收悉。时间紧迫，聂荣臻先下令调野战军南下布防，接着急电向中央汇报。10月25日10时左右，西柏坡中央军委机要局收到这个十万火急的军事情报。机要参谋立即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军委领导。
与此同时，此情报也被我中央社会部和在傅作义司令部工作的甘霖获取并及时报告了中共中央。
第二篇新闻稿：时间是26日或27日
两种说法都对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第二篇新闻稿《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全文如下：
〔新华社华北二十六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一切可能跑到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两匪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四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悉，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匪首有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芳，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即今春进扰河间之匪首）。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匪扰河间，因我方事先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匪部也被其逃逸。此次务希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匪徒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今年五月，阎傅两匪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匪一个师在盂县被歼，傅匪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此次因蒋匪在北平坐督，傅匪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做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种准备总是有利无害。
这条新闻明白地告诉敌人，解放区军民已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如果胆敢来犯，只能是自取灭亡。胡乔木在进北平时专门写文章介绍这条消息，称它是写作的范例。
但这条新闻到底是10月26日还是27日所写？根据电报原稿，当然应该是10月26日，且在电文原稿上，毛泽东还亲自批示胡乔木：“乔木：此件请于今日口播，文播，并发人民日报。”但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两书中，均写的是“新华社华北十月二十七日电”。
对于此事，成一老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这两种说法都对。为什么呢？因为在出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一书时，胡乔木还健在，稿子都是和胡乔木商量后编辑的，例如“蒋傅匪军”，我们就把所有的“匪”字去掉了。至于时间问题，当时具体怎么处理的，我的记忆也模糊了。既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说的是27日，我又跟几个新华社的老同志商量了一下，最后觉得应该这样解释：毛泽东习惯于晚上办公，所以此电报稿毛泽东撰写完成是在26日晚，胡乔木处理后新华社播发已到了27日，见报时间是28日。如果是注明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话，26日也对，如果是根据当时新闻报道的话，用27日也正确。成老特别指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落款中“根据手稿刊印”是错误的。
成一老先生讲：前两条消息在华北解放区是准确有力的作战动员令。各县、各部队通过报纸、传单、墙报、农村广播筒和各种会议，传播得家喻户晓，成了引发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力量。同时也在傅作义军队内部引起强烈震动。当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的由竹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说，他参加此次作战行动时，随部队一到保定，保定驻军一位负责人就问他来干什么？他说：“闹不大清楚。”那位负责人诡密地笑着说：“你们不清楚，我倒知道得很详细，还知道都是哪些人来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报纸，然后说：“你们看看这些号外，这是今天下午跑单帮的商人从石家庄带回来的。”“号外”是《石家庄日报》印的，纸很粗，但很清晰，大标题是《蒋傅匪军妄图突袭石家庄》，文中列了郑挺锋、刘春芳、鄂友三……一串名字。由竹生立即发电报到总部，报告这一急讯；同时派人把“号外”送回北平，呈傅作义“钧座”查阅。这是文字传播渠道的状况。另一条重要渠道是我昼夜不息的广播。傅军此次偷袭行动的前线总指挥郑挺锋，一到保定就收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在部队刚集结完毕，准备全面出击的前夜（27日21时），就忧心忡忡地致电傅作义：“昨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石家庄）行动，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担负先头部队重任的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芳听了广播后也犹豫不前，几次致电傅作义，称沿线军民防守严密，对此举“谏请钧座考虑”。
当时，傅作义处于进退两难中。在辽沈战役开始时，蒋介石要傅作义部队出关救援被困的锦州驻军。傅作义为保存实力，以种种理由婉拒蒋介石的要求，而答应的条件是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这一行动刚刚开始，在双方军队尚未交火的情况下就停止进攻，对他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对正在“督陣”的蒋介石也没法交代。因此，他没有采纳部下的建议，要求部队继续南进。10月28日，用四天时间集结起来的蒋军从保定出发，在10架飞机的掩护下，分四路向石家庄奔袭。沿途，敌军不断遭到我军民的奋力阻击，特别是骑兵经常陷入我埋伏圈，被打得马惊人亡，四处溃散。这一天，敌人只前进了二三十里。它的先头部队在付出上百人伤亡的代价后，才战战兢兢地到达望都以北的方顺桥一带。
敌军全面进袭虽已开始，但士气低落，进展缓慢。
第三篇新闻稿：只是一份口播稿
1948年10月29日，毛泽东接到敌人士气低落、进军缓慢的情报后，即着手写第三篇新闻稿。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全文如下：
（口播）傅作义匪军郑挺锋、刘春芳、鄂友三、杜长城（爆炸队长）等部总共不过二万人，昨廿八日已窜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郑匪九十四军只来两个师，留一个师在涿县定兴线。刘、鄂等匪在郑匪背后跟进中。我保石线两侧各县高阳、安国、深泽、无极、望都、定县、新乐、正定、满城、完县、唐县、行唐、灵寿等地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匪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这篇新闻稿是人们很少知道的、且在引用中常常漏掉的那一篇《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新华社华北二十九日电〕。西柏坡纪念馆也恰恰少了这一篇。
那么这么完整的一篇手稿怎么会在许多书籍中没有记载呢？
成老说：“当时毛泽东让新华社发这篇稿子时，同时还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便函。”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信的原文如下：
乔木：
我第一次口播已见效，九十四军长郑挺锋廿七日廿一时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匪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广播之日本军附新二军两师拟袭石门。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等语。另件请于本日发口播。不播文字。
毛泽东
十月廿九日早
信中毛泽东要胡乔木“另件请于本日发口播。不播文字。”正是这句话才使文稿在许多书中没有记载。
成老讲：“当时新华社的广播分为三种，一种是文字广播，即文稿由电台播出之后，再见报；口语广播，即文稿只由电台播出，不再见报；英文广播，顾名思义。这篇广播稿是主席特意指出来只口播的，所以在一些书中没有记载。”
成老讲：10月29日这天毛泽东又是在高度紧张中度过的。毛泽东除不断收到敌军南进的情报外，又得到傅作义要把驻北平附近的主力部队三十五军和十六军的大部开往保定的秘密消息。这样，我华北野战军主力三纵、四纵和二纵的一部虽星夜兼程，接近保石线，原在冀中的七纵已投入战斗，但兵力仍显不足。这时，毛泽东就设想出“围魏救赵”的打法。当天上午、下午19时、晚23 时半，他三次致电刚歼灭廖耀湘兵团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要他们派兵冀东，威胁北平。
经过两天的兵力调动和前线部队的交火，我回援部队已抵保石线，东北部队开始南下，而傅军兵无斗志，前线总指挥郑挺锋从新华社28日的广播中得悉其亲如同胞的堂弟郑庭笈（中将军长）部在辽沈战役中被歼，十分悲痛，想以母病重为由请求调离。所以，傅作义对此次偷袭行动开始动摇了。
第四篇新闻稿：毛泽东及时修改，
避免了一次逻辑错误
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动手为新华社写了第四篇新闻稿，即《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全文如下：
〔新华社华北三十一日电〕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这两匹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的狗子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在美国指令之下，蒋介石提拔了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已是徐州、汉口两个“剿总”的统帅，傅作义则是北线的统帅，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这样两匹狗子挡一挡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三十五军，蒋介石派的是第十六军，正经涿州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是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这篇檄文高屋建瓴、气势逼人，将蒋傅偷袭西柏坡的阴谋评了个痛快淋漓。
成老讲：评论写好后，毛泽东要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胡乔木立即播发。半小时后，他发现文中“蒋匪介石现在是住在北平”与下文蒋介石“业已溜回南京”的话相矛盾，立即写信给胡乔木，“乔木：蒋介石现在是住在北……‘现在’二字应改为‘最近时期’，方不与下文业已溜回‘南京’相矛盾。不知还改得及否？毛泽东”。由于纠正及时，这个逻辑上的错误避免了。
成老说：胡乔木经常给我们讲：“毛泽东对文稿的要求是十分严格仔细的。如在《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上方，他批示：‘乔木：此件，最好今天能口播，并发文播。假如可能，请谷羽抄正一下。毛泽东三十一日早。’”
在这篇评论播发后的第二天凌晨，傅作义就放弃了偷袭计划，责令其部队迅速返回北平。
毛泽东巧设的“空城计”胜利了，蒋傅偷袭西柏坡的阴谋破产了。好像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但这里还有一段故事：郑维山在他写的回忆录中曾讲道：郑挺锋率军撤回驻地后，恐怕上峰责怪他指挥不力降下罪来，便向蒋介石、傅作义谎报战果，说什么“此次部队行动，在经过解放区村镇时，烧毁棉花20余万斤，炸毁各种工厂40余座”云云。而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对郑挺锋的所谓战果心知肚明，为了鼓舞士气、掩盖失败，竟然发出通令，宣称：“郑挺锋将军指挥部队向石门进军，颇奏功效，提升为兵团司令；鄂友三旅长相当迅速，按计划完成任务，由旅长晋升为骑兵师长；对刘化南师允许扩编成军，刘并兼任保定警备司令职务。”但实际上郑、鄂、刘三人一直原职未动，只不过是画饼一张而已。
新闻报道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
贡献
几十年来，介绍和评论毛泽东巧设“空城计”的文章比较多，但大都不够准确。大致上有两类：一是消息的数量不符；二是或只讲消息的作用，或单讲军事的力量，没有公正的评价。
成一老先生说：毛泽东导演的这场“空城计”，在世界军事史上，开创了军事与政治结合、枪杆子与笔杆子并用而取得重大胜利的先河；在世界新闻史上，它又是巧妙地运用新闻手段，迷惑、打击敌人，获得巨大成功的范例。这次战役中，毛泽东巧妙利用新闻宣传攻势，对粉碎蒋、傅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阴谋起到重要作用。但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这个事情，不能夸大其词，说成“毛泽东用四篇文章打退国民党十万大军”，只广播稿就把敌兵退了。当时中共中央接到情报后，是有三项决策的：一是平绥调兵；二是将中央机关转移；三是毛泽东利用新闻宣传攻势，为新华社撰写四篇广播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新闻攻势恐怕是难以奏效的。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也给这个事件以准确的评价：“执导这个‘空城計’，毛主席挥笔写就了几篇新闻，避免了敌人的一场窜扰。这是新闻报道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特殊作用。当然，当时如果仅有新闻攻势，而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的话，敌军也不会乖乖地撤兵，因为我军确实作了准备。”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