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小燕曾5次荣获桥牌世界冠军，享有“世界桥牌女皇”美誉，从1985年开始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资深顾问。1987年，她被世界桥联评选为年度“世界桥牌名人”；1999年被世界桥联授予布莱克伍德奖，进入北美桥联名人堂。
我1930年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祖父是湖南新化人，是个大地主，也是个秀才，还会中医，经常有人来找他配药。
我父亲叫杨开道，曾有人考证，说他与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是远房堂兄妹。父亲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他去哪里都带着书，连车里都装满了书，一有时间就看，这也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北平岌岌可危。为避战火，我们举家逃往重庆。当时重庆几乎天天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我们经常往防空洞里跑。当时有人苦中作乐，在防空洞里打桥牌，我在一旁偷看，虽然看不懂，但也算是我跟桥牌最早的接触了。
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上海医学院护士专业，两年半就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当时还不到19岁，父母都鼓励我到美国留学。
带着2000美元，我来到了遥远而陌生的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学习医学护理专业。读书期间，在父母的安排下，我与第一任丈夫沈昌瑞结婚了。
沈昌瑞喜欢打桥牌，他哥哥沈昌焕曾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兼翻译，后来又当上了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外交部长”。由于这层关系，经常有一些达官显贵到我家里来打桥牌，我站在旁边看。沈昌瑞就嘲笑我说：“女人天生不是打桥牌的料，脑子不够理性。”
听了这话，我感到很不服气，就跟他打赌：我要在半年内学会打桥牌，同时赢得一个奖项，否则就输给他500美元。结果是我赢了，我不但在半年内学会了打桥牌，而且还在纽约中国桥牌俱乐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虽然我打赢了这个赌，但沈昌瑞并没有把我带上打桥牌的路。1967年，在结婚近20年之后，我和沈昌瑞分手了。
在我学习桥牌的半年时间里，我认识了美籍华人魏重庆先生，也就是我的第二任丈夫。魏重庆是浙江宁波人，国民党“司法院院长”谢冠生的外甥。
魏重庆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来到美国深造。二战结束后，魏重庆担任美国联合油轮公司副总裁。1962年魏重庆创办复康轮船公司，任董事长兼总裁，成为美国有名的“船业大王”。该公司船队曾多次来中国。魏重庆非常喜欢打桥牌，并且发明了著名的精确叫牌法。他也鼓励我打桥牌。
一次我过生日，他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想好好学桥牌，他说：“我要请来一个世界冠军为师，把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他很快就请到了意大利桥牌大师葛罗素做我的第一个桥牌老师。
1969年世界桥牌锦标赛上，我和魏重庆担任中华台北队的领队，在半决赛上击败美国队，夺得银牌，精确叫牌体系从此一鸣惊人。1971年，我拿到第一个桥牌世界冠军，第二年我便辞去了担任17年之久的纽约肯尼迪机场医院院长的职务，全力以赴投入到桥牌事业当中。
1987年魏重庆因患糖尿病不幸去世，享年71岁。我们俩既是桥牌事业的搭档，又是生活中的爱侣。我在极度的悲伤和孤独中度过了艰难的4年。
后来，我认识了桑德，他是犹太人，曾做过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桑德担任过全世界保守犹太教委员会主席，以色列总理亲自为他授予以色列和平勋章。1992年，我们在西雅图结婚。
在我的桥牌生涯中，没想到有幸与中国领导人对局，并与他们成为朋友。
中国领导人打牌时作风大胆，敢在牌弱时叫高牌，在输牌时不气馁，坚持把最后一张牌打完。我跟邓小平先生一共打过4次牌。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而且他牌品极好，和他打牌，你一点也不会觉得他是个有权力的人，只觉得他像父亲一样。
我第一次与邓先生打牌是在1981年，那時我应邀到上海参加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后来到北京时，我斗胆提出了与邓先生打牌的请求，但想到邓先生公务繁忙，就觉得希望渺茫。殊不知邓先生欣然同意，当晚就和我对局。
此次桥牌战，原来安排我与另外一位领导配对。牌局将开，我忽然改变了主意，对邓先生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让我与您结对？”邓先生笑答：“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技。”
我真是想不到邓先生这样随和，喜不自禁，立即换了座位，又问邓先生使用何种叫牌法。邓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精确叫牌法啦。”我内心不禁一振，如果我丈夫魏重庆知道邓先生正在使用他发明的叫牌体系，不知道该有多自豪！
休息时，我请邓先生签名。他在我的本子上用圆珠笔签了“邓小平”三个字，十分漂亮。直到现在，我依然珍藏着这个签名。
1983年，我再次访问北京，受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之托，将该协会颁发给邓先生的国际桥牌风云人物奖转交给邓先生，有机会与他再次对局。
牌间休息时，邓先生问我：“你认为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桥牌的普及程度才能赶得上美国？”我说：“有您的支持，我认为会很快。”邓先生又问：“你能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发展和普及桥牌运动吗？”我说：“当然！”邓先生继续问道：“我们国家队需要多少年才能在国际比赛中赢得奖牌？”我说：“中国队员必须掌握英语，还需要多看桥牌书，尽可能多地参加国际比赛。如果您允许，我会帮助训练中国女队。但我想她们至少需要10年才能拿到奖牌。”后来我了解到，正是邓先生指定我做中国女队的教练和中国桥牌协会的顾问。
我跟中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前总统里根在访华前夕，专门邀请我到白宫给他“补课”。
(责任编辑/亚 闻)
(电子邮箱：2003xyw@163.com)
我1930年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祖父是湖南新化人，是个大地主，也是个秀才，还会中医，经常有人来找他配药。
我父亲叫杨开道，曾有人考证，说他与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是远房堂兄妹。父亲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他去哪里都带着书，连车里都装满了书，一有时间就看，这也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北平岌岌可危。为避战火，我们举家逃往重庆。当时重庆几乎天天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我们经常往防空洞里跑。当时有人苦中作乐，在防空洞里打桥牌，我在一旁偷看，虽然看不懂，但也算是我跟桥牌最早的接触了。
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上海医学院护士专业，两年半就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当时还不到19岁，父母都鼓励我到美国留学。
带着2000美元，我来到了遥远而陌生的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学习医学护理专业。读书期间，在父母的安排下，我与第一任丈夫沈昌瑞结婚了。
沈昌瑞喜欢打桥牌，他哥哥沈昌焕曾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兼翻译，后来又当上了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外交部长”。由于这层关系，经常有一些达官显贵到我家里来打桥牌，我站在旁边看。沈昌瑞就嘲笑我说：“女人天生不是打桥牌的料，脑子不够理性。”
听了这话，我感到很不服气，就跟他打赌：我要在半年内学会打桥牌，同时赢得一个奖项，否则就输给他500美元。结果是我赢了，我不但在半年内学会了打桥牌，而且还在纽约中国桥牌俱乐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虽然我打赢了这个赌，但沈昌瑞并没有把我带上打桥牌的路。1967年，在结婚近20年之后，我和沈昌瑞分手了。
在我学习桥牌的半年时间里，我认识了美籍华人魏重庆先生，也就是我的第二任丈夫。魏重庆是浙江宁波人，国民党“司法院院长”谢冠生的外甥。
魏重庆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来到美国深造。二战结束后，魏重庆担任美国联合油轮公司副总裁。1962年魏重庆创办复康轮船公司，任董事长兼总裁，成为美国有名的“船业大王”。该公司船队曾多次来中国。魏重庆非常喜欢打桥牌，并且发明了著名的精确叫牌法。他也鼓励我打桥牌。
一次我过生日，他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想好好学桥牌，他说：“我要请来一个世界冠军为师，把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他很快就请到了意大利桥牌大师葛罗素做我的第一个桥牌老师。
1969年世界桥牌锦标赛上，我和魏重庆担任中华台北队的领队，在半决赛上击败美国队，夺得银牌，精确叫牌体系从此一鸣惊人。1971年，我拿到第一个桥牌世界冠军，第二年我便辞去了担任17年之久的纽约肯尼迪机场医院院长的职务，全力以赴投入到桥牌事业当中。
1987年魏重庆因患糖尿病不幸去世，享年71岁。我们俩既是桥牌事业的搭档，又是生活中的爱侣。我在极度的悲伤和孤独中度过了艰难的4年。
后来，我认识了桑德，他是犹太人，曾做过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桑德担任过全世界保守犹太教委员会主席，以色列总理亲自为他授予以色列和平勋章。1992年，我们在西雅图结婚。
在我的桥牌生涯中，没想到有幸与中国领导人对局，并与他们成为朋友。
中国领导人打牌时作风大胆，敢在牌弱时叫高牌，在输牌时不气馁，坚持把最后一张牌打完。我跟邓小平先生一共打过4次牌。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而且他牌品极好，和他打牌，你一点也不会觉得他是个有权力的人，只觉得他像父亲一样。
我第一次与邓先生打牌是在1981年，那時我应邀到上海参加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后来到北京时，我斗胆提出了与邓先生打牌的请求，但想到邓先生公务繁忙，就觉得希望渺茫。殊不知邓先生欣然同意，当晚就和我对局。
此次桥牌战，原来安排我与另外一位领导配对。牌局将开，我忽然改变了主意，对邓先生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让我与您结对？”邓先生笑答：“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技。”
我真是想不到邓先生这样随和，喜不自禁，立即换了座位，又问邓先生使用何种叫牌法。邓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精确叫牌法啦。”我内心不禁一振，如果我丈夫魏重庆知道邓先生正在使用他发明的叫牌体系，不知道该有多自豪！
休息时，我请邓先生签名。他在我的本子上用圆珠笔签了“邓小平”三个字，十分漂亮。直到现在，我依然珍藏着这个签名。
1983年，我再次访问北京，受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之托，将该协会颁发给邓先生的国际桥牌风云人物奖转交给邓先生，有机会与他再次对局。
牌间休息时，邓先生问我：“你认为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桥牌的普及程度才能赶得上美国？”我说：“有您的支持，我认为会很快。”邓先生又问：“你能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发展和普及桥牌运动吗？”我说：“当然！”邓先生继续问道：“我们国家队需要多少年才能在国际比赛中赢得奖牌？”我说：“中国队员必须掌握英语，还需要多看桥牌书，尽可能多地参加国际比赛。如果您允许，我会帮助训练中国女队。但我想她们至少需要10年才能拿到奖牌。”后来我了解到，正是邓先生指定我做中国女队的教练和中国桥牌协会的顾问。
我跟中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前总统里根在访华前夕，专门邀请我到白宫给他“补课”。
(责任编辑/亚 闻)
(电子邮箱：2003xy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