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连日来，由人质事件引发的黎巴嫩与以色列军事冲突不断升温，使世人再次将目光投向饱经战火蹂躏的中东。这一系列事件的肇因，是６月２５日巴勒斯坦一武装派别“伊斯兰军”绑架一名以军士兵，由此刺激以色列于６月２８日对巴勒斯坦发动代号为“夏雨”的军事行动。７月１２日，以色列对巴军事行动尚未结束，黎巴嫩真主党又向以色列发难，越境打死七名以军士兵，绑架两人。此举使以军掉转枪口，当天即向黎巴嫩发动大规模军事袭击，并对黎进行陆、海、空三面封锁。这是以军自２０００年撤出黎南部后首次在黎境内发动地面军事行动。以军总参谋长哈卢茨还威胁要“把黎巴嫩的时钟拨回２０年”。面对以色列的猛烈报复，真主党开始还以颜色。７月１２日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还表示，“不愿将黎巴嫩和中东地区引入战争”，只是想解救被关在以色列监狱中的黎巴嫩人。但到７月１４日，纳斯鲁拉态度明显转强硬：“以色列想要一场公开的战争，那么我们将和它打一场公开的战争。”真主党开始对以色列北部发动火箭袭击，使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
美国新政策负面反应
人质事件为何引得以色列如此大动干戈，以致使事态发展到战争边缘呢？
从冲突发生的大背景看，这次军事冲突与美国中东新政策的负面后果不无关联。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战略，打破了中东原有的政治秩序，使其力量对比更加失衡。
具体地说，第一，阿拉伯世界反以力量整体衰落。伊拉克原是阿拉伯核心国家，萨达姆政权是阿拉伯世界反以的核心力量。但随着萨达姆政权垮台，阿拉伯整体力量削弱，而以色列在阿以力量对比中的优势地位则在无形中上升。就当前巴以、黎以军事冲突而言，以色列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处理人质事件，但以色列自恃实力强大，为解救人质不惜侵入他国。
第二，美国推行的民主改造战略，使中东激进势力借机崛起。近一两年，中东激进势力在一些国家政治选举中影响不断上升，如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执政；黎巴嫩真主党在黎议会１２８席中谋得２３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赢得的议席超过２０００年议会选举时五倍，成为最大反对党；再加上伊朗强硬的内贾德政权，中东激进势力已经蔚为壮观，并开始相互协调，谋划建立统一战线。哈马斯赢得大选后，伊朗、叙利亚面对美国和以色列全面封锁，主动表示愿为哈马斯提供支持和援助。而此次真主党杀害并绑架以色列士兵，显然也是在呼应和支援哈马斯激进势力。哈马斯一名发言人曾直言不讳地说：“黎真主党绑架两名以军士兵的行动是对哈马斯的支持。”叙利亚７月１４日则发表公报称，将全力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内贾德警告以色列，若其敢袭击叙利亚，将会带来严峻后果，并表示如有需要，伊朗会全力支持黎巴嫩。
总之，如果没有美国的民主改造政策，中东的激进势力就不会日益崛起；如果不是中东激进势力已成气候，真主党为配合哈马斯而挑衅以色列的事情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叙利亚和伊朗两个后台，阿以冲突也不会接近爆发战争的边缘。
中东政治脆弱再现
就冲突双方来看，这场冲突也再次体现出中东政治本身的脆弱性。从阿拉伯方面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国家始终未能很好地完成国家整合任务，因此往往形成一种“马赛克式”的政权模式。从表面上看，他们一应俱全，具有现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实则是由许多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拼组而成。
在这次军事冲突中，表面上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扮演了挑衅者的角色，但深入分析发现，真正“得罪”以色列的并不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政府，而是其内部的地方武装派别。在巴勒斯坦内部，武装派别林林总总，仅主要派别就有十几个，而且各派内部还有许多激进派分支。无论是过去的法塔赫政府，还是当前的哈马斯政府，都无力完全驯服和控制这些派别的行动。而此次挑事的“伊斯兰军”过去少有耳闻。就黎巴嫩而言，尽管真主党目前已经走上议会道路，但仍然拥兵自重，成为不听政府号令的地方诸侯。而且，这些武装派别坚持强硬立场，并刻意破坏政府与以色列的和解进程。以往，每逢阿以出现和解曙光时，一些激进组织就有意制造矛盾，使双方重新陷入冲突，这几乎已经成为中东政治的基本规律，也是阿以难以走出冲突怪圈的最主要根源之一。就在这次冲突发生前，哈马斯政府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被迫开始调整其强硬立场，并与法塔赫就“狱中协议”达成共识。但此举使巴境内激进组织有意生事。就目前来看，他们的目的又达到了。用阿盟秘书长穆萨的话说：当前“和平进程已经失败”。
相比较而言，以色列虽然具有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强烈的犹太民族概念，但其安全战略观却完全是病态的。历史上纳粹大屠杀的惨痛教训，加之国土狭小、缺乏纵深的不利环境，造就了以色列病态的不安全心理和追求绝对安全的军事战略。在民众心目中，合格的以色列政府必须是能保障民众安全的政府。奥尔默特政府上台伊始，其威望和资历均不及沙龙，给人以“软弱”印象。有媒体评论目前以色列是“强大的军队、强大的人民、软弱的政府”；不少以色列人认为，奥尔默特赢得大选完全是“沾了沙龙的光”。在此背景下，奥尔默特越发需要树立硬汉形象。而两起人质事件发生后，奥尔默特正好借机大打出手，为其树立强硬政府形象祭旗。
同时，以色列历来有“先发制人”和“境外决战”的追求绝对安全的传统。在历史上，以色列曾多次越境打击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对手。而黎巴嫩真主党长期坚持反以立场，力量庞大，并得到叙利亚和伊朗支持，因此以色列一直将其视为心腹之患，认为其威胁比哈马斯更大。而这次真主党制造事端正好为以打击真主党势力提供口实。此次以军的打击重点是真主党，如袭击真主党游击队的防空导弹基地、贝鲁特的真主党总部、真主党电视大楼。即便打击了黎巴嫩其他目标，其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借黎巴嫩政府之手收编真主党武装，从根本上压缩真主党生存空间。由此观之，以色列确实是个为了一己安全无所不用其极的狠角色。
有限冲突还是无限战争？
以军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使巴以关系、黎以关系日益恶化，而且也使一场新的地区战争日益迫近。尽管如此，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回到２０年前”那种战乱状态的可能性不大。
从以色列方面看，单边撤军计划已成为政府既定方针，这一政策不可能因为人质危机轻易改变。以军之所以大动干戈，主要目的是营救人质，“亡羊补牢”，打击伊斯兰武装力量，巩固以色列安全边界。因此，以军的行动目标是明确而有限的，而且打击范围和烈度始终在以军掌控中。更重要的是，目前黎巴嫩政府是一个亲西方反叙政权，如果以军的过度军事行动导致反叙派倒台、亲叙派上台，对以色列的形势更为不利。换个角度看，以色列无限扩大战端，不仅无端增加安全隐患，不利于解救人质，而且以色列目前已是两线作战，战事无限扩大很可能刺激伊朗、叙利亚等地区大国卷入，使其陷入“十个指头按跳蚤”的战略窘境。
而从阿拉伯方面看，目前，直接当事国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军事能力与以色列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无力与以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而埃及、约旦等不少阿拉伯国家都已与以色列媾和，无意卷入战端。更主要的是，黎巴嫩目前是反叙力量主政，国内反叙的声音甚至高于反以，在此形势下，叙利亚卷入的可能性很小。而叙利亚不卷进来，伊朗参战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了。就此而言，中东这场新冲突不会无限升级。
连日来，由人质事件引发的黎巴嫩与以色列军事冲突不断升温，使世人再次将目光投向饱经战火蹂躏的中东。这一系列事件的肇因，是６月２５日巴勒斯坦一武装派别“伊斯兰军”绑架一名以军士兵，由此刺激以色列于６月２８日对巴勒斯坦发动代号为“夏雨”的军事行动。７月１２日，以色列对巴军事行动尚未结束，黎巴嫩真主党又向以色列发难，越境打死七名以军士兵，绑架两人。此举使以军掉转枪口，当天即向黎巴嫩发动大规模军事袭击，并对黎进行陆、海、空三面封锁。这是以军自２０００年撤出黎南部后首次在黎境内发动地面军事行动。以军总参谋长哈卢茨还威胁要“把黎巴嫩的时钟拨回２０年”。面对以色列的猛烈报复，真主党开始还以颜色。７月１２日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还表示，“不愿将黎巴嫩和中东地区引入战争”，只是想解救被关在以色列监狱中的黎巴嫩人。但到７月１４日，纳斯鲁拉态度明显转强硬：“以色列想要一场公开的战争，那么我们将和它打一场公开的战争。”真主党开始对以色列北部发动火箭袭击，使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
美国新政策负面反应
人质事件为何引得以色列如此大动干戈，以致使事态发展到战争边缘呢？
从冲突发生的大背景看，这次军事冲突与美国中东新政策的负面后果不无关联。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战略，打破了中东原有的政治秩序，使其力量对比更加失衡。
具体地说，第一，阿拉伯世界反以力量整体衰落。伊拉克原是阿拉伯核心国家，萨达姆政权是阿拉伯世界反以的核心力量。但随着萨达姆政权垮台，阿拉伯整体力量削弱，而以色列在阿以力量对比中的优势地位则在无形中上升。就当前巴以、黎以军事冲突而言，以色列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处理人质事件，但以色列自恃实力强大，为解救人质不惜侵入他国。
第二，美国推行的民主改造战略，使中东激进势力借机崛起。近一两年，中东激进势力在一些国家政治选举中影响不断上升，如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执政；黎巴嫩真主党在黎议会１２８席中谋得２３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赢得的议席超过２０００年议会选举时五倍，成为最大反对党；再加上伊朗强硬的内贾德政权，中东激进势力已经蔚为壮观，并开始相互协调，谋划建立统一战线。哈马斯赢得大选后，伊朗、叙利亚面对美国和以色列全面封锁，主动表示愿为哈马斯提供支持和援助。而此次真主党杀害并绑架以色列士兵，显然也是在呼应和支援哈马斯激进势力。哈马斯一名发言人曾直言不讳地说：“黎真主党绑架两名以军士兵的行动是对哈马斯的支持。”叙利亚７月１４日则发表公报称，将全力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内贾德警告以色列，若其敢袭击叙利亚，将会带来严峻后果，并表示如有需要，伊朗会全力支持黎巴嫩。
总之，如果没有美国的民主改造政策，中东的激进势力就不会日益崛起；如果不是中东激进势力已成气候，真主党为配合哈马斯而挑衅以色列的事情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叙利亚和伊朗两个后台，阿以冲突也不会接近爆发战争的边缘。
中东政治脆弱再现
就冲突双方来看，这场冲突也再次体现出中东政治本身的脆弱性。从阿拉伯方面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国家始终未能很好地完成国家整合任务，因此往往形成一种“马赛克式”的政权模式。从表面上看，他们一应俱全，具有现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实则是由许多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拼组而成。
在这次军事冲突中，表面上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扮演了挑衅者的角色，但深入分析发现，真正“得罪”以色列的并不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政府，而是其内部的地方武装派别。在巴勒斯坦内部，武装派别林林总总，仅主要派别就有十几个，而且各派内部还有许多激进派分支。无论是过去的法塔赫政府，还是当前的哈马斯政府，都无力完全驯服和控制这些派别的行动。而此次挑事的“伊斯兰军”过去少有耳闻。就黎巴嫩而言，尽管真主党目前已经走上议会道路，但仍然拥兵自重，成为不听政府号令的地方诸侯。而且，这些武装派别坚持强硬立场，并刻意破坏政府与以色列的和解进程。以往，每逢阿以出现和解曙光时，一些激进组织就有意制造矛盾，使双方重新陷入冲突，这几乎已经成为中东政治的基本规律，也是阿以难以走出冲突怪圈的最主要根源之一。就在这次冲突发生前，哈马斯政府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被迫开始调整其强硬立场，并与法塔赫就“狱中协议”达成共识。但此举使巴境内激进组织有意生事。就目前来看，他们的目的又达到了。用阿盟秘书长穆萨的话说：当前“和平进程已经失败”。
相比较而言，以色列虽然具有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强烈的犹太民族概念，但其安全战略观却完全是病态的。历史上纳粹大屠杀的惨痛教训，加之国土狭小、缺乏纵深的不利环境，造就了以色列病态的不安全心理和追求绝对安全的军事战略。在民众心目中，合格的以色列政府必须是能保障民众安全的政府。奥尔默特政府上台伊始，其威望和资历均不及沙龙，给人以“软弱”印象。有媒体评论目前以色列是“强大的军队、强大的人民、软弱的政府”；不少以色列人认为，奥尔默特赢得大选完全是“沾了沙龙的光”。在此背景下，奥尔默特越发需要树立硬汉形象。而两起人质事件发生后，奥尔默特正好借机大打出手，为其树立强硬政府形象祭旗。
同时，以色列历来有“先发制人”和“境外决战”的追求绝对安全的传统。在历史上，以色列曾多次越境打击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对手。而黎巴嫩真主党长期坚持反以立场，力量庞大，并得到叙利亚和伊朗支持，因此以色列一直将其视为心腹之患，认为其威胁比哈马斯更大。而这次真主党制造事端正好为以打击真主党势力提供口实。此次以军的打击重点是真主党，如袭击真主党游击队的防空导弹基地、贝鲁特的真主党总部、真主党电视大楼。即便打击了黎巴嫩其他目标，其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借黎巴嫩政府之手收编真主党武装，从根本上压缩真主党生存空间。由此观之，以色列确实是个为了一己安全无所不用其极的狠角色。
有限冲突还是无限战争？
以军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使巴以关系、黎以关系日益恶化，而且也使一场新的地区战争日益迫近。尽管如此，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回到２０年前”那种战乱状态的可能性不大。
从以色列方面看，单边撤军计划已成为政府既定方针，这一政策不可能因为人质危机轻易改变。以军之所以大动干戈，主要目的是营救人质，“亡羊补牢”，打击伊斯兰武装力量，巩固以色列安全边界。因此，以军的行动目标是明确而有限的，而且打击范围和烈度始终在以军掌控中。更重要的是，目前黎巴嫩政府是一个亲西方反叙政权，如果以军的过度军事行动导致反叙派倒台、亲叙派上台，对以色列的形势更为不利。换个角度看，以色列无限扩大战端，不仅无端增加安全隐患，不利于解救人质，而且以色列目前已是两线作战，战事无限扩大很可能刺激伊朗、叙利亚等地区大国卷入，使其陷入“十个指头按跳蚤”的战略窘境。
而从阿拉伯方面看，目前，直接当事国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军事能力与以色列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无力与以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而埃及、约旦等不少阿拉伯国家都已与以色列媾和，无意卷入战端。更主要的是，黎巴嫩目前是反叙力量主政，国内反叙的声音甚至高于反以，在此形势下，叙利亚卷入的可能性很小。而叙利亚不卷进来，伊朗参战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了。就此而言，中东这场新冲突不会无限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