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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父亲诞辰120周年纪念，又勾起我对往事的深深回忆。那是20年前的1999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也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很想替父亲做点事情，更想替国家做点事情。
父亲后半生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我国的科技事业中，党的八大以后，父亲担任国防科委第一任主任，开始领导“两弹”事业，而组建老五院（导弹研究院）就是父亲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开篇之作。老五院就是后来的七机部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也就是现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前身。五院创建后，父亲从全国各地选调了一些科技骨干。父亲对这些科技人员非常重视和珍惜。他在多个场合说过，他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者的勤务兵，为他们创造科研工作的条件，创造学习和生活的条件。
我曾经从一些老科学家那里听说过一个故事：那是1958年的冬天，那年冬天似乎格外冷，一天清晨，五院一分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刚刚起床，按照军队的习惯集合跑步。他们来到空地上却发现，这天在北风中等待他们的是一位佩戴少将军衔的将领。“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这时，少将说话了：“请大家伸出手来。”然后，少将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挨个查看了2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干部的双手，然后回到队列前。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少将大声说：“同志们，我是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聂老总听说，五院不少同志夜里加班，又没有暖气，担心冻坏了手，一大早打电话让我来查看一下，他等我回去汇报呢。”安东有些惭愧地说：“我刚才看过，确实有同志冻伤了，我们工作没做好，这个问题我马上汇报，会很快解决。”
另一件事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粮食供应紧张，副食品奇缺。由于粮食不足，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父亲听闻此事，找到来京开会的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问：“你们是不是把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的大部分人员疏散了？”李福泽说：“是。”父亲说：“这我没意见。机关也可以只留少数人。技术人员是不是也疏散了？”李福泽说：“是。”父亲说：“技术人员疏散到别的工厂保留，这也可以。但我听说，有的单位把直接从事火箭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有这样的事吗？”李福泽低下头，小声说：“有。”父亲又问：“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李福泽茫然地摇摇头。父亲告诉李福泽，莫塞莱是位年仅28岁的英国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陨落，感到惋惜和悲痛。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二线作战部队服役。父亲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科学家是最宝贵的，应该让他永远站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给他创造条件，而不是放任自流。父亲还对李福泽说：“以后，凡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必须经过
批准。”
五院初建时，只有两三辆公用车给专家们用。钱学森回国后，范济生找到总后的领导给钱学森申请了一辆美国造的天蓝色轿车，很漂亮，全北京只有两辆。有一次，钱学森来向父亲汇报工作。临走时，父亲透过窗口发现了钱学森乘坐的轿车。他问范济生：“那是钱学森的车吗？”范济生说：“是啊！”“你注意了吗？”“注意什么？”“这个车的样子太特殊，太显眼。如果被坏人认出来呢？”范济生明白了，父亲是为钱学森的安全着想，就连这么小的事情，他也要从钱学森的安全来考虑，他太细心了。很快，按照父亲的吩咐，范济生帮助钱学森调换了一辆不显眼的黑色车。一次，五院老资格的副院长王诤和钱学森来向父亲汇报导弹试验方面的工作，坐下后，王诤先讲开了，把主要情况讲得很细，钱学森讲时，只简单讲了几句。汇报完，父亲把王诤留下，对他说：“王诤同志，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讲了。”王诤听后笑了：“聂总，我明白了。”在业务技术上，父亲极尊重钱学森的意见。每每执行任务的时候，父亲就打电话给他，说：“钱学森哪，这次试验任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就由你决定，最后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钱學森自从回国后，住处一辈子没变，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机关后勤部门，不知有多少次动员他搬到宽敞明亮的新房子里去，他就是不搬。人们感到奇怪，后来他自己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我仍然住在这个老房子里不愿搬家，原因就是因为这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
关怀。”
父亲和科学家们的这些故事，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中闪现，他爱科学，爱科学家，他深知，知识分子对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没有他们，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他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的风骨和未来，他爱他们，他惦记他们。话说回来，从事“两弹一星”研究的科学家们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应该大书特书。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30多年之后，那些为国家作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仍然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我觉得到了让人们知道并记住这些无名英雄的时候了。我想来想去，想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如果能够大张旗鼓地表彰一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借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开始积极寻找各种机会。有一天，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时，碰到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我把自己的想法简单向他讲了一下。朱镕基认为有道理，可行。他当时很忙，就定了一个时间，约我再去细谈。
不久，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约我和丁衡高一起去与朱总理面谈。听完我们的想法，朱镕基说：“我个人赞成，是好事。”他提出，让我们再和胡锦涛同志谈谈，因为他分管书记处工作。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胡锦涛同志，和他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听完我的具体想法后，胡锦涛同志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并且说：“你就以老同志的名义，给中央写一封建议书，由中央研究后实施。”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封建议书是由我、丁衡高、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同志一起讨论后完成的。1999年5月4日，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朱镕基和胡锦涛同志。
信中说——
镕基、锦涛同志：
建国初期，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决策、领导，由聂荣臻同志具体负责组织指挥，从1956年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到两弹（导弹、原子弹）一星（卫星）先后突破过关，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辉煌的篇章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突破，标志着我国从技术落后状况，达到接近当时国际上相应的先进技术水平（位于美苏英法之后）。围绕“两弹一星”这几个重点，通过“任务带学科”的途径，自主研究，并从科学研究起步，发展成为一批新兴的工业，包括核工业、航天和航空工业，以及与之相应的新型材料、电子、计算技术、仪器仪表和精密加工、遥测遥感和自动化、重型和特种设备等新技术工业部门。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从科研、工业试验、型号的现场试验到装备运行的科技体系，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相当强大的科技队伍，为我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投入的时间和财力、物力来说，我们也比美、苏、英、法等发达国家快得多，省得多。至于“两弹一星”对鼓舞我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增强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凝聚力，特别是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加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国外封锁，国内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我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排除万难，奋力拼搏，争取“两弹一星”的成功突破，这种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方针，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现实意义……
我还在信中说，由于历史（尤其是保密）的原因，对研制“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只在内部奖励过，从未公开。到現在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美国还有人在诬蔑我们的核弹和火箭技术，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现在该是还历史以真实、让事实来说话的时候了。
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张劲夫同志，当年5月，新华社播发了张劲夫的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5月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所有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同一天，《中国科学报》（时称《科学时报》）也刊发了此文。张劲夫的文章带动了一大批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等当事人回忆和披露当年的种种感人事迹等历史细节，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两弹一星”研制和“两弹一星”精神的认知。看到张劲夫的文章后，我也打电话给劲夫同志，就我们向中央建议为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并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他们的突出事迹之事，征求劲夫同志的意见。
此后不久，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部门认真讨论后，确定了受奖人员名单，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1999年9月18日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到会，出席大会的有科技人员的代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共1万余人。会议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主持，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丁衡高同志代表中央专委办公室介绍了“两弹一星”研制经过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江泽民总书记给科学家们授勋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工作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第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四，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第五，坚持科学管理，始终抓住质量和效益。江泽民同志精辟阐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江泽民同志还充满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当时坐在人民大会堂，所见情景，使我心情十分激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的确，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这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队伍，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受表彰的23位科技专家只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辉煌和荣誉同样属于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埋头苦干，有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才铸造了属于祖国也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无上光荣。
那一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我仿佛看见，父亲就在我们中间，正和我们一起向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专家们鼓掌！（编辑 杨琳）
作者：聂荣臻之女，曾任国防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性中将，中国工程院院士
父亲后半生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我国的科技事业中，党的八大以后，父亲担任国防科委第一任主任，开始领导“两弹”事业，而组建老五院（导弹研究院）就是父亲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开篇之作。老五院就是后来的七机部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也就是现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前身。五院创建后，父亲从全国各地选调了一些科技骨干。父亲对这些科技人员非常重视和珍惜。他在多个场合说过，他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者的勤务兵，为他们创造科研工作的条件，创造学习和生活的条件。
我曾经从一些老科学家那里听说过一个故事：那是1958年的冬天，那年冬天似乎格外冷，一天清晨，五院一分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刚刚起床，按照军队的习惯集合跑步。他们来到空地上却发现，这天在北风中等待他们的是一位佩戴少将军衔的将领。“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这时，少将说话了：“请大家伸出手来。”然后，少将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挨个查看了2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干部的双手，然后回到队列前。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少将大声说：“同志们，我是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聂老总听说，五院不少同志夜里加班，又没有暖气，担心冻坏了手，一大早打电话让我来查看一下，他等我回去汇报呢。”安东有些惭愧地说：“我刚才看过，确实有同志冻伤了，我们工作没做好，这个问题我马上汇报，会很快解决。”
另一件事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粮食供应紧张，副食品奇缺。由于粮食不足，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父亲听闻此事，找到来京开会的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问：“你们是不是把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的大部分人员疏散了？”李福泽说：“是。”父亲说：“这我没意见。机关也可以只留少数人。技术人员是不是也疏散了？”李福泽说：“是。”父亲说：“技术人员疏散到别的工厂保留，这也可以。但我听说，有的单位把直接从事火箭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有这样的事吗？”李福泽低下头，小声说：“有。”父亲又问：“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李福泽茫然地摇摇头。父亲告诉李福泽，莫塞莱是位年仅28岁的英国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陨落，感到惋惜和悲痛。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二线作战部队服役。父亲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科学家是最宝贵的，应该让他永远站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给他创造条件，而不是放任自流。父亲还对李福泽说：“以后，凡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必须经过
批准。”
五院初建时，只有两三辆公用车给专家们用。钱学森回国后，范济生找到总后的领导给钱学森申请了一辆美国造的天蓝色轿车，很漂亮，全北京只有两辆。有一次，钱学森来向父亲汇报工作。临走时，父亲透过窗口发现了钱学森乘坐的轿车。他问范济生：“那是钱学森的车吗？”范济生说：“是啊！”“你注意了吗？”“注意什么？”“这个车的样子太特殊，太显眼。如果被坏人认出来呢？”范济生明白了，父亲是为钱学森的安全着想，就连这么小的事情，他也要从钱学森的安全来考虑，他太细心了。很快，按照父亲的吩咐，范济生帮助钱学森调换了一辆不显眼的黑色车。一次，五院老资格的副院长王诤和钱学森来向父亲汇报导弹试验方面的工作，坐下后，王诤先讲开了，把主要情况讲得很细，钱学森讲时，只简单讲了几句。汇报完，父亲把王诤留下，对他说：“王诤同志，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讲了。”王诤听后笑了：“聂总，我明白了。”在业务技术上，父亲极尊重钱学森的意见。每每执行任务的时候，父亲就打电话给他，说：“钱学森哪，这次试验任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就由你决定，最后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钱學森自从回国后，住处一辈子没变，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机关后勤部门，不知有多少次动员他搬到宽敞明亮的新房子里去，他就是不搬。人们感到奇怪，后来他自己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我仍然住在这个老房子里不愿搬家，原因就是因为这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
关怀。”
父亲和科学家们的这些故事，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中闪现，他爱科学，爱科学家，他深知，知识分子对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没有他们，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他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的风骨和未来，他爱他们，他惦记他们。话说回来，从事“两弹一星”研究的科学家们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应该大书特书。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30多年之后，那些为国家作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仍然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我觉得到了让人们知道并记住这些无名英雄的时候了。我想来想去，想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如果能够大张旗鼓地表彰一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借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开始积极寻找各种机会。有一天，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时，碰到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我把自己的想法简单向他讲了一下。朱镕基认为有道理，可行。他当时很忙，就定了一个时间，约我再去细谈。
不久，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约我和丁衡高一起去与朱总理面谈。听完我们的想法，朱镕基说：“我个人赞成，是好事。”他提出，让我们再和胡锦涛同志谈谈，因为他分管书记处工作。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胡锦涛同志，和他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听完我的具体想法后，胡锦涛同志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并且说：“你就以老同志的名义，给中央写一封建议书，由中央研究后实施。”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封建议书是由我、丁衡高、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同志一起讨论后完成的。1999年5月4日，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朱镕基和胡锦涛同志。
信中说——
镕基、锦涛同志：
建国初期，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决策、领导，由聂荣臻同志具体负责组织指挥，从1956年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到两弹（导弹、原子弹）一星（卫星）先后突破过关，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辉煌的篇章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突破，标志着我国从技术落后状况，达到接近当时国际上相应的先进技术水平（位于美苏英法之后）。围绕“两弹一星”这几个重点，通过“任务带学科”的途径，自主研究，并从科学研究起步，发展成为一批新兴的工业，包括核工业、航天和航空工业，以及与之相应的新型材料、电子、计算技术、仪器仪表和精密加工、遥测遥感和自动化、重型和特种设备等新技术工业部门。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从科研、工业试验、型号的现场试验到装备运行的科技体系，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相当强大的科技队伍，为我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投入的时间和财力、物力来说，我们也比美、苏、英、法等发达国家快得多，省得多。至于“两弹一星”对鼓舞我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增强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凝聚力，特别是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加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国外封锁，国内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我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排除万难，奋力拼搏，争取“两弹一星”的成功突破，这种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方针，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现实意义……
我还在信中说，由于历史（尤其是保密）的原因，对研制“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只在内部奖励过，从未公开。到現在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美国还有人在诬蔑我们的核弹和火箭技术，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现在该是还历史以真实、让事实来说话的时候了。
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张劲夫同志，当年5月，新华社播发了张劲夫的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5月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所有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同一天，《中国科学报》（时称《科学时报》）也刊发了此文。张劲夫的文章带动了一大批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等当事人回忆和披露当年的种种感人事迹等历史细节，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两弹一星”研制和“两弹一星”精神的认知。看到张劲夫的文章后，我也打电话给劲夫同志，就我们向中央建议为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并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他们的突出事迹之事，征求劲夫同志的意见。
此后不久，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部门认真讨论后，确定了受奖人员名单，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1999年9月18日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到会，出席大会的有科技人员的代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共1万余人。会议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主持，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丁衡高同志代表中央专委办公室介绍了“两弹一星”研制经过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江泽民总书记给科学家们授勋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工作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第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四，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第五，坚持科学管理，始终抓住质量和效益。江泽民同志精辟阐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江泽民同志还充满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当时坐在人民大会堂，所见情景，使我心情十分激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的确，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这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队伍，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受表彰的23位科技专家只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辉煌和荣誉同样属于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埋头苦干，有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才铸造了属于祖国也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无上光荣。
那一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我仿佛看见，父亲就在我们中间，正和我们一起向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专家们鼓掌！（编辑 杨琳）
作者：聂荣臻之女，曾任国防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性中将，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