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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年5月23日至26日，我和姐姐守和一起访问了伟大作家罗曼·罗兰的故乡——法国中部的克拉姆西(CLAMECY)市。克拉姆西是一座风景秀丽、宁静而舒适的小市镇，位于连接塞纳河与卢瓦河的运河边上。罗兰的作品里常常描写这里迷人的风光。
这次访问的缘起，是因为我们的父亲阎宗临青年时代与罗曼·罗兰有过一段特殊的际遇。父亲1904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山村的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由于爱好文学，在《国风报社》做校对时，加入了文学社团“狂飙社”，并在高长虹的带领下多次拜访鲁迅。1925年，父亲赴法勤工俭学，从1929年至1937年在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获得期间与罗兰有过长达七年的断断续续的接触，受到罗兰的帮助和关爱。父亲曾经在罗兰的指导下，翻译过他的《米开朗琪罗传》，罗兰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与母亲梁佩云一道匆匆回国，共赴国难。行前将书籍资料装成五大箱，寄往上海。由于“8·13”日军炮击闸北一带，运往上海的图书资料全部毁于战火，其中包括《米开朗琪罗传》的译稿和序言。回国后，父亲先后在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无锡国专、中山大学等高校教授世界史；解放后，回到山西大学任教，直至1978年10月逝世。
父亲为人善良、平和、低调，是一个很少谈自己过去的人，所以在“文革”之前，我只知道父亲见过鲁迅，并不知道他在鲁迅和罗兰这两位东西方的文化巨人之间起过一点桥梁作用。1972年，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办了一个名为《山花》的铅印刊物，纪念鲁迅逝世36周年，向父亲约稿，父亲写了一篇简短的《回忆鲁迅先生》，主要是写1924年冬天一次他去看望鲁迅的情况。当时，鲁迅住在宫门口西三条21号。谈话中，父亲问鲁迅，青年应该读什么书。“问后，他抬起头来，沉默好久，说：‘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不过在平时，我没有留心过。’”鲁迅要读外国书的思想，对父亲后来出国勤工俭学是有触动的。
这篇回忆文章写得很简略，和《鲁迅全集》第十四卷《日记》的记载相比就可以看出来。据《日记》所记，父亲曾多次去鲁迅那里，父亲出国后和鲁迅也有联系，1926年8月17日鲁迅还给他寄过书。父亲的这篇回忆文章略去了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只写了极简单的经过和主要的思想。我想，这和父亲一贯的不愿多谈自己的处世原则有关，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可惜的是，我也没有私下问过他有关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后悔莫及了。
1964年8月，鲁迅夫人许广平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太原视察工作，父亲到宾馆看望她，他们当年在北京就认识。父亲谈及在瑞士留学期间与罗曼·罗兰的交往，以及罗兰对鲁迅先生著作的评论，许广平希望父亲写点这方面的文章，并且签名赠送给父亲她写的《鲁迅回忆录》。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题为《回忆罗曼·罗兰谈鲁迅》的草稿，写得也很简略，大概一千字左右(《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其中写到见罗兰的情况，以及罗兰曾对父亲说：“前几年，敬隐渔先生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译为法文，我才开始接触到现代的中国。鲁迅的阿Q是生动感人的形象。阿Q苦痛的脸，深刻的留在我心上。可惜许多欧洲人是不会理解阿Q的，当然，更不会理解鲁迅创造阿Q的心。我很想念中国，但恐怕我也不会去中国了。”这些话，表达了罗兰对鲁迅的敬重和对中国的向往。父亲与罗兰交往的详情，我并不清楚，也没有问过，一直以为不过是一次慕名的拜访。所幸父亲曾和姐姐守和谈起过这方面的情况。我才知道，父亲与罗兰交往的情况远比这篇短文中的内容丰富得多。
二
姐姐在1971年因胸部大手术后，回到父母身边养病。当时父亲精神状态不好，很痛苦。母亲要她多陪父亲散步聊天，多聊一些愉快的往事，这是让父亲从不愉快的现实中解脱出来的好方法。在许多往事中，父亲和罗曼·罗兰的际遇给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姐姐是一名生物化学工作者，1966年北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毕业。1984年到欧洲，1988年得到博士学位后留在比利时新鲁汶大学工作。退休后，她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阎守和：《培养爱子成才的苦乐年华一一三代人留欧际遇》，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记述了父亲讲的这一段珍贵的经历。
据父亲说，罗兰1922－1940年住在瑞士西南部“西劳故宫”附近的新村，这里邻近法国，离伏利堡市也不远，坐火车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所以，罗兰委托伏利堡天主教大学推荐一位能为他讲《阿Q正传》并回答提问的人，父亲很幸运地被大学推荐去做这一工作。
父亲是1929年11月下旬，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早上到罗兰那里的。罗兰仔细询问了父亲的经历，当他知道父亲见过鲁迅，感到非常惊喜。他不敢想象竟然会有如此好的运气，找到一个来自鲁迅身边的年轻人，于是当即决定录用父亲，并讲了工作要求和报酬。第一次工作，仅《阿Q正传》这个题目罗兰就提了许多问题：如为什么鲁迅给他的小说主人取名阿Q?中国人取名的原则与西方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题目要用“正传”?阿Q表达了中国社会什么样的伦理道德?父亲都照自己的理解做了细致的回答。以后，罗兰还对这篇小说的内容和父亲讨论多次。在结束了《阿Q正传》的工作后，父亲在罗兰的指导下，用两年多的时间，翻译了他的《米开朗琪罗传》。罗兰还赠送给父亲一张他和甘地会面的照片。父亲在这张照片的背面记下得到照片的时间是1932年，还有一行法文记录“甘地与史拉德小姐在罗曼·罗兰的沙龙”。这张照片一直为父亲珍藏，至今犹存。
关于父亲与罗兰交往的情况，姐姐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一位罗曼·罗兰教导过的中国留学生——记我父亲1929——1937留学瑞士伏利堡天主教大学》(《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9期)。当法国罗曼·罗兰学会主席马丁娜(Martine)看到这篇文章的法文文稿后，很快给姐姐回信说：“Jacgues Leomy先生来了，你请他转给罗兰协会的那篇非常感人的文章，我会负责转给那些有可能知道你父亲和罗兰友谊的专家教授。”在回信的同时，马丁娜还寄给姐姐罗兰学会的会刊，热情邀请姐姐参加学会的年会。
马丁娜将姐姐的文章转给了巴塞尔大学教授梅兰博士(Jean-Pierre MEYLAN)，梅兰博士是专门研究罗兰在瑞士期间的专家，他读了姐姐的文章后，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段极其动人的历史”。他到伏利堡大学查阅了父亲的档案材料，并进行了调查了解，写了一篇题为《阎宗临，作家鲁迅和罗曼·罗兰》的文章，发表在2010年7月25日出版的罗曼·罗兰学会会刊上。在这篇文章中梅兰分析了罗兰想了解鲁迅的原因。他写道：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罗兰感到自己已进入研究亚洲的恰当时机，这自然是研究印度和中国。当时，他已写了有关甘地的评述。……罗兰主张不仅要有勇敢的过客，更要有强有力的对抗者，他要和来自欧洲以外的全世界反殖民主义革命者一起抵抗。
鲁迅(周树仁的笔名，1881－1936)已经是作家和教授，是拥护孙逸仙革命的年青人发起五四运动的协同创始者，因此，他反帝反封建的行动引起了罗兰的注意。鲁迅在学生革命中起着政治角色的作用，鲁迅和学生们一起攻击蒋介石1927年反共行为。鲁迅的一些政治姿态和反法西斯斗争的罗兰很相似。
正是出于对鲁迅的尊重和认同以及了解中国的需要，罗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罗兰想知道更多含有这些谜底的中国哲学，他向伏利堡大学要求为他派出一位尽可能好的行家。在此时期，伏利堡大学只是一所年轻的，不算大的双语宗教学校，借光于天主教的综合世界各种文化，而有国际联系。”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有了认识罗兰的机遇。梅兰认为：“罗兰很友善地接待了这位来做中文著作翻译的年轻人……在那里建立了这个学生和罗兰间相互信任的关系，罗兰成了一种类型的学生家长和导师。”
后来，梅兰还赠送我们一张在查阅资料时发现的罗兰和甘地会面照片的复印件。这张照片和1932年罗兰送给父亲的那张只是拍照的角度略有不同。梅兰在这个复印件背后，写了一段话：
甘地于1931年12月在瑞士的Villeneuve市访问罗曼·罗兰时的二人合影。这张照片曾广为流行发表于世界各地。罗曼·罗兰在阎宗临离开瑞士到上海之前把这张照片送给了阎宗临，嘱他以此照片向上海的出版社表明罗兰同意出米开朗琪罗传的中译本。
巴塞尔(Bale)，2011年4月13日，让一皮埃尔(Jean-Pierre)梅兰(Meylan)博士，赠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
罗兰在不同的时间送给父亲两张他和甘地会面的照片，我想，这大概表达了他对和甘地会面的重视。罗兰对父亲说过，在亚洲人里，他最敬重的就是甘地和鲁迅。这也表达了他对鲁迅和中国的向往吧!
和梅兰博士一样，在瑞士伏利堡大学历史系有位博士生柯莱特·吉哈尔德(Colette GIRARD)，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在伏利堡天主教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父亲是她关注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关注并对父亲与罗兰的关系感兴趣。她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了罗兰遗留的档案，档案中保存了父亲写给罗兰的三封信，罗兰的《日记》中有关于父亲的记载。柯莱特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了两年中文，在读博士的同时，还在日内瓦大学中文系学习，因而有很好的中文水平。她把罗兰档案中有关父亲的内容翻译成中文。我看到了她的译稿，由于她尚未取得发表的授权，这里只能讲大概的意思。
罗兰的日记里多次写到父亲，详细记载了父亲的出身和经历，按照西方人的习惯，说明罗兰录用过父亲并和父亲很熟悉。《日记》也提到父亲曾带一位中国同学，去向罗兰咨询：怎样面对他们的祖国，怎样面对他们自己的命运和生活，希望在罗兰的指导下得到对生活新的看法。罗兰感到他们都极其善良、单纯和严肃。《日记》还记载了父亲翻译《米开朗琪罗传》的事。经过两年多，当罗兰看到翻译的第三稿时，赞扬父亲书写得非常精美仔细。当父亲提出还想翻译《圣路易》时，罗兰却鼓励他选择《约翰·克里斯朵夫》片断来翻译，罗兰认为克里斯朵夫这样一位英雄，他的精神很可能会成为给中国同胞的滋补品。从《日记》看，罗兰对父亲的印象很好，他写道：“阎宗临这样的年轻人让我和我的妹妹都很感动。我爱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虽不说任何话，却敢于触及社会底部残酷的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不诉苦也不怕命运的嘲弄。他们能保持镇静，继续他们的前进旅程，没有丝毫的动摇。”罗兰《日记》关于父亲的记载，使父亲与罗兰际遇的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得到证实。
三
据姐姐的回忆，父亲晚年，对罗兰的指导与关爱，深深感念；对《米开朗琪罗传》未能出版，有负罗兰的期望，非常遗憾。父亲曾伤感地说，他可能再没有机会去欧洲了。最近我准备为父亲写本传记。姐姐很支持，邀请我到欧洲去看看父亲当年学习、工作的地方，查找一些资料。还有，就是去为罗兰扫墓，代替父亲表达感激之意，为父亲弥补内心的遗憾。
我们到克拉姆西是由罗曼·罗兰学会主席马丁娜接待的，她为我们预定好了旅馆。我们到克拉姆西后，马丁娜和她的助手让·拉科斯特(Iean Lacoste)先带我们去参观离我们住的旅馆不远的罗兰父亲的住宅，罗兰于1866年1月29日出生在这里。罗兰的父亲是一位公证人，是当地颇受尊重的人士之一。罗兰父亲祖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激进的革命分子，罗兰深受父亲思想的影响。母亲庄重而富有文化修养，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罗兰从童年时代起，母亲就教他弹钢琴，在母亲的教育熏陶下，罗兰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演奏钢琴的高超水平。为了使罗兰受到更好的教育，在他15岁时，罗兰父亲决定举家迁往巴黎。
罗兰父亲的故居现在已改为罗曼·罗兰历史和艺术博物馆，其中陈列的内容包括当地出土的高卢一罗马时期的文物，运河上用过的木筏，这一地区的瓷器、各种艺术品及名画，名画中有一部分是由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赠送的。只有罗兰出生的房间是有关罗兰的专题展室，展题是“罗兰，故乡的骄子”。展室内外陈列着罗兰家族的谱系，书橱中有罗兰各个时期的著作，有1916年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和证书。展室中央放着那张罗兰和甘地会见时的书桌，桌上还有那台旧的打字机，这些都是从瑞士运回来的原物。展室的墙边，放着一张红丝绒的长沙发，沙发上有三副耳机，参观的人可以通过按键，选择听到罗兰讲话的声音或用钢琴演奏的音乐，仿佛罗兰依然在这间屋里。紧靠博物馆的一条街，就被命名为“罗曼-罗兰街”，表达了故乡人民对他的敬重和怀念。
在克拉姆西的三天，马丁娜还带我们去参观了罗兰1940－1944年居住的小市镇维内热(WEZELAY)。1937年罗兰在这里买了一幢房子，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罗兰的工作室和罗兰夫妇的卧室，三楼是罗兰夫人的母亲和保姆的卧室。罗兰在这里逝世后，罗兰夫人将这幢房子和房内的东西全部捐赠给巴黎大学。后来巴黎大学管理处与维内热市共同决定在罗兰故居建立了泽乌(ZERVOS)博物馆，主要陈列现代绘画作品，其中还有三幅毕加索的画。罗兰的卧室和工作室还大致保持了原状。马丁娜送给我们一张罗兰故居的画片，并在画片背面题词“罗兰学会主席马丁娜非常荣幸你们来参观罗兰的故居。2011年5月25日”，署名是“马丁娜和她对你们的友谊”。
在和马丁娜的接触过程中，深感她的干练与热情。我们只知道她原来在巴黎工作，退休后，她和他的先生一起回
今年5月23日至26日，我和姐姐守和一起访问了伟大作家罗曼·罗兰的故乡——法国中部的克拉姆西(CLAMECY)市。克拉姆西是一座风景秀丽、宁静而舒适的小市镇，位于连接塞纳河与卢瓦河的运河边上。罗兰的作品里常常描写这里迷人的风光。
这次访问的缘起，是因为我们的父亲阎宗临青年时代与罗曼·罗兰有过一段特殊的际遇。父亲1904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山村的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由于爱好文学，在《国风报社》做校对时，加入了文学社团“狂飙社”，并在高长虹的带领下多次拜访鲁迅。1925年，父亲赴法勤工俭学，从1929年至1937年在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获得期间与罗兰有过长达七年的断断续续的接触，受到罗兰的帮助和关爱。父亲曾经在罗兰的指导下，翻译过他的《米开朗琪罗传》，罗兰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与母亲梁佩云一道匆匆回国，共赴国难。行前将书籍资料装成五大箱，寄往上海。由于“8·13”日军炮击闸北一带，运往上海的图书资料全部毁于战火，其中包括《米开朗琪罗传》的译稿和序言。回国后，父亲先后在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无锡国专、中山大学等高校教授世界史；解放后，回到山西大学任教，直至1978年10月逝世。
父亲为人善良、平和、低调，是一个很少谈自己过去的人，所以在“文革”之前，我只知道父亲见过鲁迅，并不知道他在鲁迅和罗兰这两位东西方的文化巨人之间起过一点桥梁作用。1972年，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办了一个名为《山花》的铅印刊物，纪念鲁迅逝世36周年，向父亲约稿，父亲写了一篇简短的《回忆鲁迅先生》，主要是写1924年冬天一次他去看望鲁迅的情况。当时，鲁迅住在宫门口西三条21号。谈话中，父亲问鲁迅，青年应该读什么书。“问后，他抬起头来，沉默好久，说：‘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不过在平时，我没有留心过。’”鲁迅要读外国书的思想，对父亲后来出国勤工俭学是有触动的。
这篇回忆文章写得很简略，和《鲁迅全集》第十四卷《日记》的记载相比就可以看出来。据《日记》所记，父亲曾多次去鲁迅那里，父亲出国后和鲁迅也有联系，1926年8月17日鲁迅还给他寄过书。父亲的这篇回忆文章略去了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只写了极简单的经过和主要的思想。我想，这和父亲一贯的不愿多谈自己的处世原则有关，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可惜的是，我也没有私下问过他有关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后悔莫及了。
1964年8月，鲁迅夫人许广平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太原视察工作，父亲到宾馆看望她，他们当年在北京就认识。父亲谈及在瑞士留学期间与罗曼·罗兰的交往，以及罗兰对鲁迅先生著作的评论，许广平希望父亲写点这方面的文章，并且签名赠送给父亲她写的《鲁迅回忆录》。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题为《回忆罗曼·罗兰谈鲁迅》的草稿，写得也很简略，大概一千字左右(《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其中写到见罗兰的情况，以及罗兰曾对父亲说：“前几年，敬隐渔先生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译为法文，我才开始接触到现代的中国。鲁迅的阿Q是生动感人的形象。阿Q苦痛的脸，深刻的留在我心上。可惜许多欧洲人是不会理解阿Q的，当然，更不会理解鲁迅创造阿Q的心。我很想念中国，但恐怕我也不会去中国了。”这些话，表达了罗兰对鲁迅的敬重和对中国的向往。父亲与罗兰交往的详情，我并不清楚，也没有问过，一直以为不过是一次慕名的拜访。所幸父亲曾和姐姐守和谈起过这方面的情况。我才知道，父亲与罗兰交往的情况远比这篇短文中的内容丰富得多。
二
姐姐在1971年因胸部大手术后，回到父母身边养病。当时父亲精神状态不好，很痛苦。母亲要她多陪父亲散步聊天，多聊一些愉快的往事，这是让父亲从不愉快的现实中解脱出来的好方法。在许多往事中，父亲和罗曼·罗兰的际遇给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姐姐是一名生物化学工作者，1966年北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毕业。1984年到欧洲，1988年得到博士学位后留在比利时新鲁汶大学工作。退休后，她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阎守和：《培养爱子成才的苦乐年华一一三代人留欧际遇》，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记述了父亲讲的这一段珍贵的经历。
据父亲说，罗兰1922－1940年住在瑞士西南部“西劳故宫”附近的新村，这里邻近法国，离伏利堡市也不远，坐火车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所以，罗兰委托伏利堡天主教大学推荐一位能为他讲《阿Q正传》并回答提问的人，父亲很幸运地被大学推荐去做这一工作。
父亲是1929年11月下旬，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早上到罗兰那里的。罗兰仔细询问了父亲的经历，当他知道父亲见过鲁迅，感到非常惊喜。他不敢想象竟然会有如此好的运气，找到一个来自鲁迅身边的年轻人，于是当即决定录用父亲，并讲了工作要求和报酬。第一次工作，仅《阿Q正传》这个题目罗兰就提了许多问题：如为什么鲁迅给他的小说主人取名阿Q?中国人取名的原则与西方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题目要用“正传”?阿Q表达了中国社会什么样的伦理道德?父亲都照自己的理解做了细致的回答。以后，罗兰还对这篇小说的内容和父亲讨论多次。在结束了《阿Q正传》的工作后，父亲在罗兰的指导下，用两年多的时间，翻译了他的《米开朗琪罗传》。罗兰还赠送给父亲一张他和甘地会面的照片。父亲在这张照片的背面记下得到照片的时间是1932年，还有一行法文记录“甘地与史拉德小姐在罗曼·罗兰的沙龙”。这张照片一直为父亲珍藏，至今犹存。
关于父亲与罗兰交往的情况，姐姐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一位罗曼·罗兰教导过的中国留学生——记我父亲1929——1937留学瑞士伏利堡天主教大学》(《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9期)。当法国罗曼·罗兰学会主席马丁娜(Martine)看到这篇文章的法文文稿后，很快给姐姐回信说：“Jacgues Leomy先生来了，你请他转给罗兰协会的那篇非常感人的文章，我会负责转给那些有可能知道你父亲和罗兰友谊的专家教授。”在回信的同时，马丁娜还寄给姐姐罗兰学会的会刊，热情邀请姐姐参加学会的年会。
马丁娜将姐姐的文章转给了巴塞尔大学教授梅兰博士(Jean-Pierre MEYLAN)，梅兰博士是专门研究罗兰在瑞士期间的专家，他读了姐姐的文章后，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段极其动人的历史”。他到伏利堡大学查阅了父亲的档案材料，并进行了调查了解，写了一篇题为《阎宗临，作家鲁迅和罗曼·罗兰》的文章，发表在2010年7月25日出版的罗曼·罗兰学会会刊上。在这篇文章中梅兰分析了罗兰想了解鲁迅的原因。他写道：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罗兰感到自己已进入研究亚洲的恰当时机，这自然是研究印度和中国。当时，他已写了有关甘地的评述。……罗兰主张不仅要有勇敢的过客，更要有强有力的对抗者，他要和来自欧洲以外的全世界反殖民主义革命者一起抵抗。
鲁迅(周树仁的笔名，1881－1936)已经是作家和教授，是拥护孙逸仙革命的年青人发起五四运动的协同创始者，因此，他反帝反封建的行动引起了罗兰的注意。鲁迅在学生革命中起着政治角色的作用，鲁迅和学生们一起攻击蒋介石1927年反共行为。鲁迅的一些政治姿态和反法西斯斗争的罗兰很相似。
正是出于对鲁迅的尊重和认同以及了解中国的需要，罗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罗兰想知道更多含有这些谜底的中国哲学，他向伏利堡大学要求为他派出一位尽可能好的行家。在此时期，伏利堡大学只是一所年轻的，不算大的双语宗教学校，借光于天主教的综合世界各种文化，而有国际联系。”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有了认识罗兰的机遇。梅兰认为：“罗兰很友善地接待了这位来做中文著作翻译的年轻人……在那里建立了这个学生和罗兰间相互信任的关系，罗兰成了一种类型的学生家长和导师。”
后来，梅兰还赠送我们一张在查阅资料时发现的罗兰和甘地会面照片的复印件。这张照片和1932年罗兰送给父亲的那张只是拍照的角度略有不同。梅兰在这个复印件背后，写了一段话：
甘地于1931年12月在瑞士的Villeneuve市访问罗曼·罗兰时的二人合影。这张照片曾广为流行发表于世界各地。罗曼·罗兰在阎宗临离开瑞士到上海之前把这张照片送给了阎宗临，嘱他以此照片向上海的出版社表明罗兰同意出米开朗琪罗传的中译本。
巴塞尔(Bale)，2011年4月13日，让一皮埃尔(Jean-Pierre)梅兰(Meylan)博士，赠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
罗兰在不同的时间送给父亲两张他和甘地会面的照片，我想，这大概表达了他对和甘地会面的重视。罗兰对父亲说过，在亚洲人里，他最敬重的就是甘地和鲁迅。这也表达了他对鲁迅和中国的向往吧!
和梅兰博士一样，在瑞士伏利堡大学历史系有位博士生柯莱特·吉哈尔德(Colette GIRARD)，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在伏利堡天主教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父亲是她关注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关注并对父亲与罗兰的关系感兴趣。她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了罗兰遗留的档案，档案中保存了父亲写给罗兰的三封信，罗兰的《日记》中有关于父亲的记载。柯莱特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了两年中文，在读博士的同时，还在日内瓦大学中文系学习，因而有很好的中文水平。她把罗兰档案中有关父亲的内容翻译成中文。我看到了她的译稿，由于她尚未取得发表的授权，这里只能讲大概的意思。
罗兰的日记里多次写到父亲，详细记载了父亲的出身和经历，按照西方人的习惯，说明罗兰录用过父亲并和父亲很熟悉。《日记》也提到父亲曾带一位中国同学，去向罗兰咨询：怎样面对他们的祖国，怎样面对他们自己的命运和生活，希望在罗兰的指导下得到对生活新的看法。罗兰感到他们都极其善良、单纯和严肃。《日记》还记载了父亲翻译《米开朗琪罗传》的事。经过两年多，当罗兰看到翻译的第三稿时，赞扬父亲书写得非常精美仔细。当父亲提出还想翻译《圣路易》时，罗兰却鼓励他选择《约翰·克里斯朵夫》片断来翻译，罗兰认为克里斯朵夫这样一位英雄，他的精神很可能会成为给中国同胞的滋补品。从《日记》看，罗兰对父亲的印象很好，他写道：“阎宗临这样的年轻人让我和我的妹妹都很感动。我爱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虽不说任何话，却敢于触及社会底部残酷的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不诉苦也不怕命运的嘲弄。他们能保持镇静，继续他们的前进旅程，没有丝毫的动摇。”罗兰《日记》关于父亲的记载，使父亲与罗兰际遇的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得到证实。
三
据姐姐的回忆，父亲晚年，对罗兰的指导与关爱，深深感念；对《米开朗琪罗传》未能出版，有负罗兰的期望，非常遗憾。父亲曾伤感地说，他可能再没有机会去欧洲了。最近我准备为父亲写本传记。姐姐很支持，邀请我到欧洲去看看父亲当年学习、工作的地方，查找一些资料。还有，就是去为罗兰扫墓，代替父亲表达感激之意，为父亲弥补内心的遗憾。
我们到克拉姆西是由罗曼·罗兰学会主席马丁娜接待的，她为我们预定好了旅馆。我们到克拉姆西后，马丁娜和她的助手让·拉科斯特(Iean Lacoste)先带我们去参观离我们住的旅馆不远的罗兰父亲的住宅，罗兰于1866年1月29日出生在这里。罗兰的父亲是一位公证人，是当地颇受尊重的人士之一。罗兰父亲祖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激进的革命分子，罗兰深受父亲思想的影响。母亲庄重而富有文化修养，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罗兰从童年时代起，母亲就教他弹钢琴，在母亲的教育熏陶下，罗兰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演奏钢琴的高超水平。为了使罗兰受到更好的教育，在他15岁时，罗兰父亲决定举家迁往巴黎。
罗兰父亲的故居现在已改为罗曼·罗兰历史和艺术博物馆，其中陈列的内容包括当地出土的高卢一罗马时期的文物，运河上用过的木筏，这一地区的瓷器、各种艺术品及名画，名画中有一部分是由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赠送的。只有罗兰出生的房间是有关罗兰的专题展室，展题是“罗兰，故乡的骄子”。展室内外陈列着罗兰家族的谱系，书橱中有罗兰各个时期的著作，有1916年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和证书。展室中央放着那张罗兰和甘地会见时的书桌，桌上还有那台旧的打字机，这些都是从瑞士运回来的原物。展室的墙边，放着一张红丝绒的长沙发，沙发上有三副耳机，参观的人可以通过按键，选择听到罗兰讲话的声音或用钢琴演奏的音乐，仿佛罗兰依然在这间屋里。紧靠博物馆的一条街，就被命名为“罗曼-罗兰街”，表达了故乡人民对他的敬重和怀念。
在克拉姆西的三天，马丁娜还带我们去参观了罗兰1940－1944年居住的小市镇维内热(WEZELAY)。1937年罗兰在这里买了一幢房子，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罗兰的工作室和罗兰夫妇的卧室，三楼是罗兰夫人的母亲和保姆的卧室。罗兰在这里逝世后，罗兰夫人将这幢房子和房内的东西全部捐赠给巴黎大学。后来巴黎大学管理处与维内热市共同决定在罗兰故居建立了泽乌(ZERVOS)博物馆，主要陈列现代绘画作品，其中还有三幅毕加索的画。罗兰的卧室和工作室还大致保持了原状。马丁娜送给我们一张罗兰故居的画片，并在画片背面题词“罗兰学会主席马丁娜非常荣幸你们来参观罗兰的故居。2011年5月25日”，署名是“马丁娜和她对你们的友谊”。
在和马丁娜的接触过程中，深感她的干练与热情。我们只知道她原来在巴黎工作，退休后，她和他的先生一起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