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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我的三封信”早已不存在了，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它们是永远存在的。
1943年夏，我由昆明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1945年1月我又回到昆明，这中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就是在这一年半中，父亲给我写了三封信，只有三封。
在谈这三封信之前，要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南开中学念书。1941年夏，我进入西南联大附中。1943年我读初二，我和几个同学对当时童子军教官的专制作风很不满意，加之我们偷偷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对陕北颇为向往。于是我们五个人：我、余绳荪、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决定去延安看看。我们没有路费，就分别偷了家里的金子，卖了作为路费。我们由昆明先到贵阳，准备由贵阳去重庆，再去西安，由西安去延安。到贵阳后，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吃过晚饭，刚准备睡觉，忽然来了几个大汉，说要我们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去一趟。到那儿后，他就把我们几个人关在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内的小房间里。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特别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还带了一本《西行漫記》，因而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不记得是谁忽然发现，屋子的地板有缝，于是把书撕了，一张一张由地板缝塞了下去。我们又共同编了一套谎话，说我们要去重庆念书，并且各自还找到一两位在重庆的亲友作为护身符。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警告我们不要听信什么谣言，对带领我们的余绳荪还加以恐吓说：“不要以为不会把你枪毙。”我们几个一口咬定，都说要到重庆念书。没有问出我们什么来，他们就把我们关在侦缉队旁边那间小房子里。关了大约一周，西南联大附中派教务长来接我们回昆明。警备司令部还派了人随同押送。
回到昆明，父亲并没有责骂我，反而把我们几个出走的孩子的家长给西南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的信给我看，信中对西南联大附中的教育进行了批评。这样我们都不愿再回附中读书了。正好我有一个堂姐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于是我就决定去南开中学了。那时，由昆明去重庆的机票非常难买，给我这样一个15岁的孩子买机票更是难上加难，我父亲带着我跑了好几趟航空公司也无结果。这时我真有点心疼我父亲。父亲由于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1931年至1937年几乎每晚到一两点才睡觉，这对他的身体有很大影响，他不仅患有高血压，心脏也很不好。后来实在无法，父亲只得去找毛子水教授帮忙，因为据说毛先生曾是军统头子戴笠的老师。这样我才得到了一张去重庆的机票。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了一年半，于1945年1月又回到昆明。这期间父亲一共只给我写了三封信，而母亲给我的信更多一些。
以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不知道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生活更加艰难。在南开中学，所有的学生都住校，吃集体伙食，菜很少，我们吃完第一碗饭，菜就没有了。有些同学家在重庆，往往带点私菜，或者带点加盐的猪油来拌饭吃，而我则没有这种可能。因此，我就写了封信给父亲抱怨生活太苦。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抗战期间大家生活都苦，不应该对此有什么抱怨。他还说，他在清华读书时，由于祖母不给他车费，每星期六回家要走几十里路，也并没有抱怨。他还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抄给我，并且说：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这样你才能在后方读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多想想比你更困难的人，要像杜甫那样，在艰难的生活中，想到的仍然是“大庇天下寒士”。父亲的信虽是这样写的，但他同时又多寄了一点钱给我堂姐，让她买点猪油给我拌饭。后来我知道，我们家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父亲的薪水本来就不够用，加上我妹妹患了肾炎，治病要花不少钱，而我母亲由北平带到昆明的衣物和首饰渐渐都卖光了。父亲的信和他的所作所为，对我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每当我想起他的这封信和他让堂姐给我买猪油，我都不能平静，感谢父亲对我的爱和关怀。我比起父亲来在学术上没有他那么大的成就，但我不敢苟且偷安，总是希望能对得起他，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
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期间，我的大妹汤一平患肾炎不治而离开了人世，她那时只有14岁。起初，我父母都没告诉我，我是后来从我堂姐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大妹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她和我只相差一岁半，感情也最好，在我写的《生死》里记述了大妹的死。当我知道了大妹病死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述说我的哀恸，并问“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只有二三百字的信，信中引了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并且说：“对于生死、富贵等，不是人应去追求的，学问和道德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他要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从父亲这封短信看，他确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一位“纯儒”。近读《吴宓日记》，其中也记有父亲在一次演讲中说“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那时，父亲正好50岁，是否“知天命”了，我不敢说，但他要求我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这无疑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而我在50岁时（1977年）才像孔子15岁那样始“有志于学”吧？大概到我60岁时也才如孔子40岁时那样进入“不惑”之年。父亲立身行事所依据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在我身上有所体现。
重庆南开中学无疑是当时大后方最好的中学之一，我能进入是得益于我的堂姐在那里教书，当然也和我父亲于1927年至1928年在南开大学教过书有关。我在联大附中只读到初二，没有读初三，而到南开中学直接进入高一，功课的压力自然很大。开始我还可以勉强跟上，可越来越感到困难，因而学下去的信心动摇了。于是我写信给父亲说我不想学了，想回昆明。父亲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开始比较容易，越往上越困难，这就看你是否能坚持，只有有志气的人才能爬上去。爬得越高，看得越远，眼界越开阔。”他还举出一些古今学人坚持为学的例子来鼓励我。父亲的这番话，不仅使我坚持在南开中学学下去，而且对我一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我虽无大成就，但总力求日进而有所贡献，这大概是和父亲对我的鼓励和教导分不开的吧！
（钱悦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我们三代人》，本刊有删节）
1943年夏，我由昆明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1945年1月我又回到昆明，这中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就是在这一年半中，父亲给我写了三封信，只有三封。
在谈这三封信之前，要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南开中学念书。1941年夏，我进入西南联大附中。1943年我读初二，我和几个同学对当时童子军教官的专制作风很不满意，加之我们偷偷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对陕北颇为向往。于是我们五个人：我、余绳荪、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决定去延安看看。我们没有路费，就分别偷了家里的金子，卖了作为路费。我们由昆明先到贵阳，准备由贵阳去重庆，再去西安，由西安去延安。到贵阳后，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吃过晚饭，刚准备睡觉，忽然来了几个大汉，说要我们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去一趟。到那儿后，他就把我们几个人关在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内的小房间里。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特别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还带了一本《西行漫記》，因而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不记得是谁忽然发现，屋子的地板有缝，于是把书撕了，一张一张由地板缝塞了下去。我们又共同编了一套谎话，说我们要去重庆念书，并且各自还找到一两位在重庆的亲友作为护身符。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警告我们不要听信什么谣言，对带领我们的余绳荪还加以恐吓说：“不要以为不会把你枪毙。”我们几个一口咬定，都说要到重庆念书。没有问出我们什么来，他们就把我们关在侦缉队旁边那间小房子里。关了大约一周，西南联大附中派教务长来接我们回昆明。警备司令部还派了人随同押送。
回到昆明，父亲并没有责骂我，反而把我们几个出走的孩子的家长给西南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的信给我看，信中对西南联大附中的教育进行了批评。这样我们都不愿再回附中读书了。正好我有一个堂姐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于是我就决定去南开中学了。那时，由昆明去重庆的机票非常难买，给我这样一个15岁的孩子买机票更是难上加难，我父亲带着我跑了好几趟航空公司也无结果。这时我真有点心疼我父亲。父亲由于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1931年至1937年几乎每晚到一两点才睡觉，这对他的身体有很大影响，他不仅患有高血压，心脏也很不好。后来实在无法，父亲只得去找毛子水教授帮忙，因为据说毛先生曾是军统头子戴笠的老师。这样我才得到了一张去重庆的机票。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了一年半，于1945年1月又回到昆明。这期间父亲一共只给我写了三封信，而母亲给我的信更多一些。
以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不知道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生活更加艰难。在南开中学，所有的学生都住校，吃集体伙食，菜很少，我们吃完第一碗饭，菜就没有了。有些同学家在重庆，往往带点私菜，或者带点加盐的猪油来拌饭吃，而我则没有这种可能。因此，我就写了封信给父亲抱怨生活太苦。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抗战期间大家生活都苦，不应该对此有什么抱怨。他还说，他在清华读书时，由于祖母不给他车费，每星期六回家要走几十里路，也并没有抱怨。他还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抄给我，并且说：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这样你才能在后方读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多想想比你更困难的人，要像杜甫那样，在艰难的生活中，想到的仍然是“大庇天下寒士”。父亲的信虽是这样写的，但他同时又多寄了一点钱给我堂姐，让她买点猪油给我拌饭。后来我知道，我们家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父亲的薪水本来就不够用，加上我妹妹患了肾炎，治病要花不少钱，而我母亲由北平带到昆明的衣物和首饰渐渐都卖光了。父亲的信和他的所作所为，对我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每当我想起他的这封信和他让堂姐给我买猪油，我都不能平静，感谢父亲对我的爱和关怀。我比起父亲来在学术上没有他那么大的成就，但我不敢苟且偷安，总是希望能对得起他，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
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期间，我的大妹汤一平患肾炎不治而离开了人世，她那时只有14岁。起初，我父母都没告诉我，我是后来从我堂姐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大妹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她和我只相差一岁半，感情也最好，在我写的《生死》里记述了大妹的死。当我知道了大妹病死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述说我的哀恸，并问“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只有二三百字的信，信中引了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并且说：“对于生死、富贵等，不是人应去追求的，学问和道德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他要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从父亲这封短信看，他确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一位“纯儒”。近读《吴宓日记》，其中也记有父亲在一次演讲中说“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那时，父亲正好50岁，是否“知天命”了，我不敢说，但他要求我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这无疑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而我在50岁时（1977年）才像孔子15岁那样始“有志于学”吧？大概到我60岁时也才如孔子40岁时那样进入“不惑”之年。父亲立身行事所依据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在我身上有所体现。
重庆南开中学无疑是当时大后方最好的中学之一，我能进入是得益于我的堂姐在那里教书，当然也和我父亲于1927年至1928年在南开大学教过书有关。我在联大附中只读到初二，没有读初三，而到南开中学直接进入高一，功课的压力自然很大。开始我还可以勉强跟上，可越来越感到困难，因而学下去的信心动摇了。于是我写信给父亲说我不想学了，想回昆明。父亲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开始比较容易，越往上越困难，这就看你是否能坚持，只有有志气的人才能爬上去。爬得越高，看得越远，眼界越开阔。”他还举出一些古今学人坚持为学的例子来鼓励我。父亲的这番话，不仅使我坚持在南开中学学下去，而且对我一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我虽无大成就，但总力求日进而有所贡献，这大概是和父亲对我的鼓励和教导分不开的吧！
（钱悦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我们三代人》，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