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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比作一条汹涌奔腾的长河，那么，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段，这条长河中的河面无疑更加宽阔、水量更加宏大了。”[1]这是董学文教授的著作《毛泽东文艺与诗学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一篇文章《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开宗明义的论断。这句话道出了董学文教授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特点，即将其放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源流以及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阐释。收入本书的既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撰写的学术论文、报刊短评、辞典词条等公开发表的成果，也包括近些年作者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召开的学术年会上的学术发言。其中，探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可谓本书的立足点。收入的诸篇章时间横跨30多年，篇幅不一、形式有别，但都可视为作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全面的深刻”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之一。本书所收入的文章、发言各有侧重，又彼此呼应、对话，探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本特点、历史意义、理论内核、基本内容等问题，较为系统地回答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如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何发展”等问题。就文本特点而言，作者敏锐地留意到，与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毛泽东一生对文艺问题关注的持久和深入，涉及面的广泛和博大，著述和言论的数量之多，内容更具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时期文艺运动经验总结的特点，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民族的具体文艺实践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2]。除了着眼毛泽东本人的文艺禀赋和才能，作者更是根据唯物史观原则，结合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的特点与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点，探究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原因。就历史意义而言，作者指出，“当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文学艺术活动的情况下”[3]，及时提出了文艺的根本方向与服务对象以及作家、艺术家的实践途径等一系列问题，并做了系统的、科学的解答，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首要意义。就理论内核而言，在作者看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4]，其内核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如果说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论述过“为群众”的问题，那么对“如何为群众”问题的阐释，则是带有开拓性、创造性的论述。其他问题如文艺与生活、政治、革命的关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作家世界观与立场情感改造，等等，都是围绕这个内核展开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一是集中解决了作家艺术家与群众结合的问题;二是高度重视主体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对文艺创作的意义问题;三是创造性地揭示了作家艺术家审美情感实现的新途径问题。”[5]此外，阐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启示，分析文艺创作的利弊得失，回应学界研究中的典型问题，倡导新的研究议题等，也是本书的用心所在。可以说，本书以“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为支点，构建了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框架。
反思性是本书另一特点。作者在理论“深耕”的同时，始终不忘“反观”，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状况进行研判，对典型问题、研究方法、突破路径进行分析和总结。这既是和已有研究的对话，也是作者对自己研究的反思和总结。比如，针对20世纪80年代“就毛泽东文艺思想谈毛泽东文艺思想”“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局限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探讨其意义”[6]等倾向，作者提议应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史的研究和专题研究、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文艺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结合起来”[7]。有感于英国学者柏拉威爾撰写《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一影响深远的著作，作者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同样水准的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著作出现，并从“材料还不充足”“方法还须改进”[8]两方面剖析了原因。在21世纪初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学会年会”的总结中，作者既感叹会议的气氛之热烈、话题之广泛、探讨之深入，同时也进一步提出“扩大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研究范围”“关注国际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扩大会员范围，邀请更多“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还有很多资深的年长的前辈”入会[9]等切中肯綮的建议。
理论的现实感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本书在进行深入理论研究探讨的同时，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阐发毛泽东文艺思想现实意义。比如，“站在90年代的台阶上”就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世界文艺运动和文艺理论格局之意义的阐发;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之际对“几个基本问题”的重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针对所谓“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指责以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政治”与“审美”之辩证关系的阐释;在21世纪初有感于文艺创作之弊端对“唯物史观”的重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2011）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2012）之际对否定、贬损毛泽东文艺思想之代表性意见的分析与驳斥，进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意义、对世界影响的再强调;呼吁“重新学习和研究《讲话》的思想与精神”[10]，等等。可以看出，作者始终关注现实的文艺动态与思想动向，以理论的阐释回应现实的问题。
理论与现实的交锋体现了本书所具有的第四个特点——论辩性，即在正面构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体系的同时，与质疑、贬损乃至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观点进行论辩。比如，20世纪80年代对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缺少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联系、解决的主要是文艺的“外部规律”问题等观点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针对从“语言革命”“文体革命”的角度称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忽略了文艺的审美性的“文艺政治学”的看法的反驳;21世纪之后，对将毛泽东思想称之为所谓“红色古典主义”“非常时期”之文艺观等说法的学理回应;对长期以来针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几种代表性观点的梳理、总结和辨析，等等。 与论辩直接相关的，是作者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强调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强调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性。应该说，在不同的时段，论辩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正面立论则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文章反复强调的观点，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某种“常识”。那么，为什么要不断强调、反复重申？这当然不是因为作者喜欢“老调重弹”。事实上，作者在文艺理论界，恰恰一直以致力于更新、发展文艺理论著称。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作者提出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年轻起来，漂亮起来”[11]，着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的观点。21世纪初则侧重于重构“文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与“西方文论史”，力倡“文学理论学”。2010年代中期作者提出“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设想。从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品格来看，他强调守正，更推崇创新;主张“重返”“重读”马克思，更倡导立足时代语境推进“中国化”。那么，在30多年的时间里，在有关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作者不断强调、反复重申，原因何在呢？
以笔者看来，对“常识”的重申，往往来自“共识”之分裂。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存在某种难度和阻力的。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学界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这里面有具体的研究方法、观点的分歧，也有因情绪化而导致的武断、粗暴的判断。就前者来说，较长一段时间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重“政治”而忽略“审美”，只能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因之，本书多篇文章都是与这种所谓的“文艺政治学”观点进行论辩，用了较多篇幅阐释“政治”与“审美”之辩证关系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审美维度。
“政治”与“审美”辩证关系问题之难，不仅仅是由于理论上的复杂。事实上，对“政治”与“审美”之辩证关系，国内外学界有较多的辨析，研究逻辑上还是较为清晰的。不过，在文艺理论的实际构建过程中，“政治”与“审美”之间的关系似乎总存在某种扞格。之所以如此，在情绪性的主观因素之外，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从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实际来看，“政治”与“审美”之冲突，隐含了学科上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一般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分野。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判断文艺活动、文艺现象，是文艺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提及当时的文艺理论，不言而喻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时候甚至是不用在文艺理论前面冠以“马克思主义”来强调的。到了20世纪70 年代，受“文革”影响，高校中的文艺理论课程被取消，出现了面向工农兵学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程。“文革”后，高校恢复了文艺理论课程，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程也被保留在高校教学体系中，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一般文艺理论并存的现象。[12]新时期之后，尽管马克思主义文论还具有某种“权威性”，比如在一些文艺理论教材编写中，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分;但实际上以“审美”為支点构建的文艺理论体系，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为普遍的文艺观已经逐渐以“文艺政治学”“工具论”的名义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普遍性，或以种种方式将之悬置起来。可以说，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实际上是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乃至在明或暗的方式下，马克思主义文化论研究正遭遇贬斥。
因此，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就不简单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内部溯源、梳理、阐释的问题，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被边缘化的整体语境中，一方面做正面构建的同时，另一方面和不同的观点对话、辩论，不断地重申这一研究的科学性与合法性。所以，本书面对不同的论辩对象，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之价值、意义的那些反复的申明，看似是在不厌其烦地普及一些“常识”，实际上是在面对不断出现的以种种名义消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观点，守护这一研究阵地，同时回应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遇到的挑战，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近些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格局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一点可以以笔者的部分学术经历为证。自2013年以来，笔者所在的研究部门每年年底成立专门课题组，撰写当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发展报告。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有一个共同感受，那就是近几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果数量明显增多，质量有显著提高。在课题组看来，有两点主要原因，“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顶层设计’持续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在本学科得到了响应，其成效初步显现;二是经历长期沉寂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再次受到重视，学科意识逐渐复苏并持续增强”[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14]。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水准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明显的提升，得益于社会大环境与学科内部发展提供的有利条件，同时也离不开一些学者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边坐“冷板凳”，一边满怀热忱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鼓与呼”。正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坚守，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时代语境的发展积蓄了力量，延续了传统，董学文教授的《毛泽东文艺与诗学思想》正是这一坚持与坚守成果的体现。
【作者简介】崔 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2][3][4][5][6][7][8][9][10]董学文：《毛泽东文艺与诗学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第77页，第48页，第4页，第122页，第13页，第13-14页，第232-233页，第239-240页，第182页。
[11]董学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命运》，全国高等学校第一届文艺学研讨会论文选集《当代文艺学探索与思考》，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12]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历史，参见兰善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书写模式和体系初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4期。
[13]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课题组：《2019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2期。
[1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谈到生态治理问题时指出：“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习近平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9年4月28日。
（责任编辑 刘宏鹏
“全面的深刻”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之一。本书所收入的文章、发言各有侧重，又彼此呼应、对话，探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本特点、历史意义、理论内核、基本内容等问题，较为系统地回答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如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何发展”等问题。就文本特点而言，作者敏锐地留意到，与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毛泽东一生对文艺问题关注的持久和深入，涉及面的广泛和博大，著述和言论的数量之多，内容更具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时期文艺运动经验总结的特点，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民族的具体文艺实践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2]。除了着眼毛泽东本人的文艺禀赋和才能，作者更是根据唯物史观原则，结合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的特点与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点，探究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原因。就历史意义而言，作者指出，“当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文学艺术活动的情况下”[3]，及时提出了文艺的根本方向与服务对象以及作家、艺术家的实践途径等一系列问题，并做了系统的、科学的解答，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首要意义。就理论内核而言，在作者看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4]，其内核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如果说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论述过“为群众”的问题，那么对“如何为群众”问题的阐释，则是带有开拓性、创造性的论述。其他问题如文艺与生活、政治、革命的关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作家世界观与立场情感改造，等等，都是围绕这个内核展开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一是集中解决了作家艺术家与群众结合的问题;二是高度重视主体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对文艺创作的意义问题;三是创造性地揭示了作家艺术家审美情感实现的新途径问题。”[5]此外，阐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启示，分析文艺创作的利弊得失，回应学界研究中的典型问题，倡导新的研究议题等，也是本书的用心所在。可以说，本书以“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为支点，构建了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框架。
反思性是本书另一特点。作者在理论“深耕”的同时，始终不忘“反观”，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状况进行研判，对典型问题、研究方法、突破路径进行分析和总结。这既是和已有研究的对话，也是作者对自己研究的反思和总结。比如，针对20世纪80年代“就毛泽东文艺思想谈毛泽东文艺思想”“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局限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探讨其意义”[6]等倾向，作者提议应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史的研究和专题研究、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文艺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结合起来”[7]。有感于英国学者柏拉威爾撰写《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一影响深远的著作，作者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同样水准的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著作出现，并从“材料还不充足”“方法还须改进”[8]两方面剖析了原因。在21世纪初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学会年会”的总结中，作者既感叹会议的气氛之热烈、话题之广泛、探讨之深入，同时也进一步提出“扩大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研究范围”“关注国际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扩大会员范围，邀请更多“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还有很多资深的年长的前辈”入会[9]等切中肯綮的建议。
理论的现实感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本书在进行深入理论研究探讨的同时，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阐发毛泽东文艺思想现实意义。比如，“站在90年代的台阶上”就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世界文艺运动和文艺理论格局之意义的阐发;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之际对“几个基本问题”的重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针对所谓“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指责以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政治”与“审美”之辩证关系的阐释;在21世纪初有感于文艺创作之弊端对“唯物史观”的重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2011）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2012）之际对否定、贬损毛泽东文艺思想之代表性意见的分析与驳斥，进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意义、对世界影响的再强调;呼吁“重新学习和研究《讲话》的思想与精神”[10]，等等。可以看出，作者始终关注现实的文艺动态与思想动向，以理论的阐释回应现实的问题。
理论与现实的交锋体现了本书所具有的第四个特点——论辩性，即在正面构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体系的同时，与质疑、贬损乃至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观点进行论辩。比如，20世纪80年代对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缺少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联系、解决的主要是文艺的“外部规律”问题等观点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针对从“语言革命”“文体革命”的角度称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忽略了文艺的审美性的“文艺政治学”的看法的反驳;21世纪之后，对将毛泽东思想称之为所谓“红色古典主义”“非常时期”之文艺观等说法的学理回应;对长期以来针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几种代表性观点的梳理、总结和辨析，等等。 与论辩直接相关的，是作者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强调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强调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性。应该说，在不同的时段，论辩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正面立论则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文章反复强调的观点，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某种“常识”。那么，为什么要不断强调、反复重申？这当然不是因为作者喜欢“老调重弹”。事实上，作者在文艺理论界，恰恰一直以致力于更新、发展文艺理论著称。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作者提出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年轻起来，漂亮起来”[11]，着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的观点。21世纪初则侧重于重构“文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与“西方文论史”，力倡“文学理论学”。2010年代中期作者提出“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设想。从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品格来看，他强调守正，更推崇创新;主张“重返”“重读”马克思，更倡导立足时代语境推进“中国化”。那么，在30多年的时间里，在有关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作者不断强调、反复重申，原因何在呢？
以笔者看来，对“常识”的重申，往往来自“共识”之分裂。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存在某种难度和阻力的。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学界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这里面有具体的研究方法、观点的分歧，也有因情绪化而导致的武断、粗暴的判断。就前者来说，较长一段时间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重“政治”而忽略“审美”，只能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因之，本书多篇文章都是与这种所谓的“文艺政治学”观点进行论辩，用了较多篇幅阐释“政治”与“审美”之辩证关系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审美维度。
“政治”与“审美”辩证关系问题之难，不仅仅是由于理论上的复杂。事实上，对“政治”与“审美”之辩证关系，国内外学界有较多的辨析，研究逻辑上还是较为清晰的。不过，在文艺理论的实际构建过程中，“政治”与“审美”之间的关系似乎总存在某种扞格。之所以如此，在情绪性的主观因素之外，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从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实际来看，“政治”与“审美”之冲突，隐含了学科上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一般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分野。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判断文艺活动、文艺现象，是文艺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提及当时的文艺理论，不言而喻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时候甚至是不用在文艺理论前面冠以“马克思主义”来强调的。到了20世纪70 年代，受“文革”影响，高校中的文艺理论课程被取消，出现了面向工农兵学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程。“文革”后，高校恢复了文艺理论课程，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程也被保留在高校教学体系中，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一般文艺理论并存的现象。[12]新时期之后，尽管马克思主义文论还具有某种“权威性”，比如在一些文艺理论教材编写中，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分;但实际上以“审美”為支点构建的文艺理论体系，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为普遍的文艺观已经逐渐以“文艺政治学”“工具论”的名义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普遍性，或以种种方式将之悬置起来。可以说，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实际上是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乃至在明或暗的方式下，马克思主义文化论研究正遭遇贬斥。
因此，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就不简单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内部溯源、梳理、阐释的问题，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被边缘化的整体语境中，一方面做正面构建的同时，另一方面和不同的观点对话、辩论，不断地重申这一研究的科学性与合法性。所以，本书面对不同的论辩对象，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之价值、意义的那些反复的申明，看似是在不厌其烦地普及一些“常识”，实际上是在面对不断出现的以种种名义消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观点，守护这一研究阵地，同时回应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遇到的挑战，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近些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格局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一点可以以笔者的部分学术经历为证。自2013年以来，笔者所在的研究部门每年年底成立专门课题组，撰写当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发展报告。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有一个共同感受，那就是近几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果数量明显增多，质量有显著提高。在课题组看来，有两点主要原因，“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顶层设计’持续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在本学科得到了响应，其成效初步显现;二是经历长期沉寂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再次受到重视，学科意识逐渐复苏并持续增强”[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14]。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水准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明显的提升，得益于社会大环境与学科内部发展提供的有利条件，同时也离不开一些学者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边坐“冷板凳”，一边满怀热忱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鼓与呼”。正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坚守，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时代语境的发展积蓄了力量，延续了传统，董学文教授的《毛泽东文艺与诗学思想》正是这一坚持与坚守成果的体现。
【作者简介】崔 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2][3][4][5][6][7][8][9][10]董学文：《毛泽东文艺与诗学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第77页，第48页，第4页，第122页，第13页，第13-14页，第232-233页，第239-240页，第182页。
[11]董学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命运》，全国高等学校第一届文艺学研讨会论文选集《当代文艺学探索与思考》，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12]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历史，参见兰善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书写模式和体系初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4期。
[13]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课题组：《2019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2期。
[1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谈到生态治理问题时指出：“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习近平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9年4月28日。
（责任编辑 刘宏鹏